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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
中评社╱题：东方主义与美国的傲慢和偏见 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以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有负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种将“东方”所做的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负面思维。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也看清了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想要改变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容易，只有采取对美国以牙还牙的舆论战，才是大国间真正的较量。虽然，这种外交舆论战不可能因为疫情的结束，就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是中国能够在全球公共领域正视西方普遍存在的东方主义，也许更能替东方人，特别是华人争一口气，这才是中国崛起所该改变的国际规则。
一、序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延烧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篇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歧视色彩的报导，激起了中国强烈的愤怒。北京为了反击这类种族主义式的言论，宣布吊销该报3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就此发表声明，指控中方的行为是“限制言论自由”，美国政府官员也召开会议决议，开始缩减驻美中国记者的人数。
从今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应对疫情的方式，不断地出现一些批评声音，但这些批评意见许多都不是带有善意的态度，反而是充满着“东方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意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人类公敌”。这些具有侮辱含义的词汇形容正在抗击疫情的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冒犯中国的尊严，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难怪要激起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击。
已经超过200年殖民主义偏见的“东方主义”，不管中国弱与强，随时都可能在西方国家发作。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川普没事挑事，就是要跟中国大打贸易战，这虽然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企图先发制人压抑中国的“超英赶美”，但是骨子里还是“东方主义”在作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一来，不只美国总统要发作，连美国的媒体与一般大众，也频频对中国出现不友善的作为，对中国使用病态语言、拒绝中国人民入境的风潮，也从美国遍及到全球，让中国不仅对内要打一场疫情的“人民战争”，对外也要腾出另一只手来进行公共外交的战役。
当西方国家带着“东方主义”偏见批评中国之时，跟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民进党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就是要跟着美国的偏见，对大陆极尽挑衅之能事。这种充满抗中意识的偏见，去年原本只是一种选战策略，今年被渗入“东方主义”的内涵之后，民进党人似乎已经变成像是一种“香蕉”，也就是“黄皮白肉”，外表的黄皮肤，却遮不住内心里恨不得是生为白种人的想望，亲美亲到骨子里去，几乎已经到了“宁做美国狗，也不做中国人”的想法。
事实上，许多有色人种国家人们脑中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肤色越白越漂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费尼克斯（Aisha Phoenix）对因肤色而遭受歧视的现象做过专门的研究。她解释说：“很久以前很多地方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肤色深浅同富裕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意味着肤色白的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后来在经历过欧洲殖民以及奴隶贩卖之后，白皮肤高人一等的观念，就更进一步被加强。
民进党人虽然是黄皮肤，但是为了追求台独的目的，相信只有美国人才能保护台独，所以才有“黄皮白肉”的偏见。例如，美国联邦众议院在台北时间3月5日，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以后，蔡英文当天在接见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时，立即表示感谢美方的实际支持，并期望美国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增强台美经贸关系。
从2017年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友台法案，不仅提高民进党政府亲美的热情，也相对提升台湾内部抗中的意识，这也是2020年大选中民进党反败为胜的最大利器。尤其是外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加温，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撒泼，民进党亲美抗中在台湾人民内心里更具有政治正确性，影响所及，连败选后的国民党人也急着想要加入“亲美脱中”的行列。
可以说，台湾在后殖民意识的发作下，外加融入东方主义的偏见，让台湾正在走向两岸“完美风暴”而不自知，未来两岸关系是否还有转机，现在悲观的人恐怕要比乐观的人多很多。本文就从东方主义的理论着手，分析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
二、什么是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依照维基百科最简单的解释，东方主义是西方国家对近、中及远东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研究的总和。它也可以是西方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对东方国家的模仿及描绘。以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有负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种将“东方”所做的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负面思维。
而“东方主义”最早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1978年所提出，他的本意是提出西方人对中东地区的东方文化的看法，主要是在欧洲中心主义支配的文学中所形成的，不是东方文化的真正面目。
萨伊德还认为，“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一种分配；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也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画。萨伊德在1993年更进一步揭示，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巩固过程中，文化是如何将“东方”渗入其中。
所以，“东方”是一个具有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含义的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欧洲人是以地中海为参照，将位于地中海对岸的广大区域称为“东方”（拉丁文词源原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并由近及远，依次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作为历史概念，在古典—中世纪—近现代的欧洲历史进化中，作为交往对象和研究对象的东方也分别呈现出不同样貌。
20世纪以后，西方学术中心逐渐转向美国，“东方”的历史内涵又有新的变化。作为政治概念，“东方”指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这种政治含义本来有所淡化，但是近年时有抬头。作为经济概念，“东方”往往指近代以来较为落后的亚非国家，与之相对的则是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欧美的已开发国家。作为文化概念，“东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而与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圈对照并存。
总之，所谓“东方主义”，即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受到制度、文字、学术、意象、教义、甚至是殖民的阶层体制与殖民的风格等等的支持，将这一部分表现与再现的一种论述模式。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印象、风格、途径和框架，是一个基于对“东方”与“西方”二者之间做本体论与知识论区隔的思想风格，是西方人东方化东方过程中的总和。
而在萨依德《东方主义》一书中，他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基本上有三个面向：
1、“东方”作为西方的异己者，作为一种相对照的意象、理念、人格与经验，它帮助了欧洲的自我界定与明示。也就是，东方主义蕴含着一系列关联意象的东方，是西方为自己打造的镜子，只是它是以相斥的意象对应出西方的自我，而非真实世界的镜子那样让人看到原初的自己。
而西方人也在描述东方的同时确认了西方的本质。西方人看待“东方”的方式总是隔着一层价值判断，例如有关于两个集团之间本质性差异的区别。因此，西方人必须使用一系列类型化的形容，以便阐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而这些形容经常被视为是本质性的、不可逆的，一切有关东方的事实都被认为应该要符合这些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东方被简单化、公式化了。可以说，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预设和刻板印象来理解东方。
2、作为西方东方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所有的基本性格及其变迁、传承与散布，决定了东方主义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形貌。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在18世纪以后大大地发展起来，数不清的官办或民营的学术机构支持着它。在这漫长的过程之中，东方主义逐渐建构出属于独树一格的学术传统，一个基本的研究性格和观察取向贯穿了两百多年来所有的东方学者，有明显的承袭与传接。
萨依德认为，这些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也培养出无数专业的东方学者，只是这些研究无一能够逃脱东方主义所造成的偏差；而且相反的，往往正是他们的研究加深、巩固了这些偏见与谬误。总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在其知识权威的掩护下，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有关东方知识不可动摇的基本论述，制度性的再生产东方主义，两百年来鲜少受到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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