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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中评社资料图） |
刘兆佳演讲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北京（中央）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及维护香港在回归祖国以后的繁荣稳定而制定的主要、实用及明智的政策。尽管北京拥有香港的主权，并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香港仍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从而能够行使高度自治权。合情合理地，北京仍然保留包含来自宪法及基本法的宪制权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获得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香港的政治体制得以符合“一国两制”的需要及目的，以及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对中央政府能够完全负责。
回顾过去，“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有赖于北京如实且完美地履行“一国两制”下的责任，以及审慎地行使其宪法权力。换句话说，由于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成功负有最终责任，行使权力乃主要为履行中央对国家及香港的庄严义务。
一直以来，北京皆有决心、有诚意地履行其于“一国两制”下的责任。例如，北京已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必须明白的是，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完全由北京制定，与英国人无关。北京于1990年4月颁布的基本法较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赋予香港居民更多的权利及特权，这毋庸置疑地反映中国已经完全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义务，此后中英联合声明已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文件。
多年来至今，北京在行使其宪法权力时一直非常谨慎、克制且一丝不苟。面对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及外国势力不断的挑衅及攻击，北京表现出巨大的耐心及度量。在意识到并担心香港甚至连不少律师及法官都对基本法存在广泛误解甚至蓄意曲解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用尽其他解决基本法争议的手段后，不得不对基本法进行了仅仅五次解释。尽管北京对基本法的解释引起了反中乱港分子的猛烈抨击，但许多香港居民认为，有关解释乃是北京为解决香港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不得已之举。最显着的例子发生在 1999年，当时北京解释了基本法关于居留权的条款，推翻了终审法院的解释，避免了内地居民大量涌入香港。由于在宪法上北京为基本法解释的最终权威，其在行使解释权方面的自我克制显示，北京相当坚决地不希望被批评为霸道或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为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安抚过于敏感的香港居民，北京决定将中央政府共同承担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责任交付香港。鉴于香港社会的开放性及“多孔隙性”，以及在港出现众多敌对外部势力及其当地的代理人，北京充分意识到有关决定的不利后果。由于政治反对派及其追随者的阻挠，基本法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第23条迟迟未能完成本地立法。即使如此，北京亦无意自香港“收回”制定地方性法律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特权，因而在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中存在许多漏洞，遂令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