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过去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非常遗憾，今天香港身处严重的困局，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多重冲击。”王振民提到，首先，去年修例风波引发的严重治理危机，香港局势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面临着二战后最严峻的政治形势，严重危害了香港的安全，而且冲击了国家的安全。虽然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从国家层面已经建立健全，香港国安法的效果亦非常明显，但是人心回归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第二，随着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升级，美国对我国极限施压，香港不仅无法独善其身，而且是首当其冲。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也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当中获益良多，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为了遏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美国不会放过中国这只会下金蛋的鹅。在百年未有之大博弈中，香港是与祖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还是做出其他选择，也是一个考验。
第三，面对着疫情的巨大冲击，按照目前香港的防疫措施，明显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疫情一天控制不住，经济社会就一天无法恢复。千百年来人类的经验已经证明，要控制疫情必须要对个人自由做出一些限制，这无关意识形态、无关中国西方、无关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科学问题，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所以香港是放弃意识形态，以全体市民的安全福祉为目的，坚决果断地学习祖国内地，控制疫情加入国内“大循环”，还是继续学习西方佛系抗疫，放任疫情持续？这也是香港必须做出的抉择。
王振民表示，有人认为，香港对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如此重要，因此破坏香港就能破坏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此达到阻止中国发展的目的。其实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时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严厉批驳了中国“四化”建设离不开香港的说法，指出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在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香港的需要要远远超出今天，中国领导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