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扬：如果香港的下一个25年与前面的25年截然不同，那“一国两制”就失败了，事实上，这25年，香港虽然步履维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过严重的社会骚乱，但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香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人均预期寿命已是世界第一，拥有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资源，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政府清廉，营商环境优越。25年对于人的一生并不短，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而已，“一国两制”是新生事物，香港既要经历重新融入祖国母体的制度与心理调适，又要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议题。25年的时间能做到今天这样，实属不易。
“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逐步落实，其最大的意义之一在于重新建立了中央和作为政治边陲的香港之间的政治互信，自古以来，中央对政治边陲的重要衡量尺度即是其政治忠诚度，信任是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上，有了信任，政治边陲可以发挥更多的优势、取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实现本地与国家的双赢。
对于下一个25年来说，香港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高度的国际化，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就在于这座城市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19世纪中后期，富有进取心的香港华商就穿梭于太平洋两岸，将华南与美西联结起来。在此后一个半世纪，即使国家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度关闭，香港仍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平台。可以说，正是香港国际化的优势，使香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了自己、建设了国家、贡献了世界。当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香港最难保持的优势也是国际化，即使艰难，也要保持。面对“新冷战”的可能性和复杂难料的地缘政治变化，香港应当考虑维持高度国际化的应变措施，只要国际化不变，香港其他的特色和活力就不会变。对于国家而言，改革祗有与开放联系在一起，改革才有价值。因此，下一个25年，如何面对香港，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自身，捍卫香港的高度国际化是捍卫改革开放政策的应有之义。
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
中评社：您曾表示，要讲好“香港故事”，根本是在香港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新中国故事”。原因何在？在您看来，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孙扬：香港同胞其实并不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瞭解与认同，他们所陌生的而又时常在香港社会被妖魔化的，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疫情之前，我每年会承担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中资企业员工国情研习班授课任务，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很有兴趣，当学生时课堂上老师不大讲，大众媒体又多呈现饥荒与动乱年代的历史片段。
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祗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如果一味回避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和遭遇的挫折，效果适得其反。不少香港同胞的祖辈父辈经历过上世纪50－70年代的“逃港”，他们对国家的感情曲折而复杂，口耳相传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香港同胞的历史认识。历史工作者有责任要告诉香港同胞，新中国的历史旅程是一场艰辛的“探路之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尽管筚路维艰，却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抉择的作出，使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从一个GDP只占世界2%不到的落后国家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讲好“新中国故事”要讲好1949年以后香港与国家一路同行、风雨兼程的历史，特别是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可以摆脱“苏东模式”，原因之一即是香港的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注入了香港的活力元素。国家改革开放又推动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确立和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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