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在《美中战略竞争会出现“权力平衡者”吗？》一文中指出，对欧洲来说，美国已逐渐丧失或自己抛弃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而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或足够条件接续这个责任领导世界。如果世界需要这角色，欧盟或许将不得不挺身而出。但这也不表示欧洲会加入中国这一边，更大的可能性是作为第三势力，平衡美、中的权力竞争。从 17 世纪开始，欧洲对“权力平衡”即有长期实践的经验。亚洲与其他地区国家或许也乐见这种情况，因为出现三足鼎立的平衡者，将有助于缓和愈趋紧张的美中对抗关系。
《非传统安全的连锁效应分析——以新冠疫情后中国与利益相关国家传导链条为视角》一文作者张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表示，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生存风险与安全威胁。始于 2019 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国忙于应对，却疏于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和超越地缘政治分歧来实现全球治理，勠力同心地共同抗疫，呈现出碎片化的应对模式。这在中美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表现明显。非传统安全问题跨越国界，各国或是通过完善的内部体系独自消化，或是被倒逼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参与跨国协作，都无法回避非传统安全通过传导链条带来的全球冲击。
本期“智库观察”栏目刊发了《安倍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与“强大日本”战略》、《中印边境冲突 北京的态度与政策》和《关于新冠疫情下世界形势的几个判断》三篇文章。
王建民（中国社会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和倪霞（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安倍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与“强大日本”战略》一文中指出， 安倍政权有强烈终结“战后体制”、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实现“强大日本”远大战略目标与梦想。围绕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对内进行重大改革，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防卫力量，致力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安倍经济学”，实现“富国强兵”之策；对外确立“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与“俯瞰全球仪外交”战略，合纵连横，以巩固美日战略同盟为主轴，推进与配合“印太战略”，建构“多边多层”安全体系，介入南海事务，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核心是“牵制中国、壮大日本”。
《中印边境冲突 北京的态度与政策》一文作者蔡裕明（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表示，印度在抵制中国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后，将更为强调“印度优先”或“印度制造”的重要性， 可能影响中国在南亚所建构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北京将不得不强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或斯里兰卡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但是在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冲突下，中国将会更为重视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乐见华府拉拢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与澳洲在内的海洋民主四国安全体系当中。从地缘政治视角而言，中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之后，第二个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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