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中美在战略关系上经过了如此重大的一次跳跃性变迁呢？李巍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安全上的需要。在70年代苏联的扩张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在这个时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认为，为了应对来自于苏联扩张的需要，需要和中国结成安全上的准盟友关系。不是法律上的盟友，但是是一种战略上的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特别是1969年中苏彻底的分裂，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畔发生了流血冲突，这被美国认为是调整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于是在三年后我们会看到曾经非常反共的尼克松来到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安全上的需要，是促使美国战略调整的重大动力。
其二，进入到80年代，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的商业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前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走市场化道路并对外开放，让美国的商业力量看到了经济收益上的巨大前景。这促使了美国采取了接触战略。
其三，价值期许。当时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鼓励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加强和中国的战略性接触，它还在价值观上希望中国最终能够通过市场经济过渡到美国所期待的民主的转型，也就是希望中国实现一种制度上的变革。
李巍说，这三种动力是促使美国对华战略的第一次转型。
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开始，是一种战略模糊期。李巍表示，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战略接触，但同时美国也不断地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战略模糊期的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共同战略对手消失了，这导致中美安全合作的根基也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战略上的忍耐关系，所以虽然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但是美国在安全上没有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的战略对手。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霸权欲望，这种霸权欲望会让它觉得中国仍然是它的一个潜在对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了一种低调的战略选择。这样美国的霸权欲望，遇到的是中国战略上的低调，因此政治上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一个对手。
在经济方面，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可能会带来一些产业上的甚至技术上的竞争压力，但是美国看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巨大的市场所带来的诱惑，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赚很多的钱，比如波音、微软和因特尔等知名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体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比较正面的。
在价值方面，一方面美国有部分精英人士，认为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异质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儒家传统的国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总体来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在价值观上残存一种期许，希望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总归我们会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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