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坦陈，三国之间的合作也有一些症结。其中，美国已变成最大的一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日本将美日同盟视作基石，但却日益面临着特朗普政府轻视同盟体系的黯淡前景，因此日美双方的政策协调不如以前，日本谋求自主性的步伐正在加快，对地区间关系产生新的影响。还有东北亚地区绕不开的因素——对朝鲜形势判断的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朝鲜局势趋好，但是具体好到什么程度，下一步怎么做还有分歧。最近朝鲜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舆论认为朝鲜似在重新强化军备。但是事实上，朝鲜对未来发展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促使东北亚局势往更加稳定的方向推进，为各方同朝鲜的良性互动创造更好的条件。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会带给朝鲜一个比较积极的声音。另外，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也发生动荡，安倍首相本人在中日韩峰会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现出对中国敏感问题的关注。这些因素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发酵，破坏合作气氛，为此中日韩三方需要进一步凝聚战略共识。
“我一贯持有一个观点，不要对美国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人们应该更加理性、全面和客观地评估不断变中的美国。现在我们应重视，美国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的发展前景。在东北亚地区，实际上看，美国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比较低了。”钟飞腾说，过去我们寄希望于美国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地区和平进程，但现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美国的这种角色正在淡化。反之，中日韩尤其是中国，应该为此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量、地缘位置以及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北亚诸国良好关系等，都预示着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快速上升。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也搭建了好的平台，比如“一带一路”。韩国也多次提到过“铁路共同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三国都为东北亚一体化提出过诸多方案。中日韩三国应该重视三国各自推动东北亚地区发展合作的历史经验，并找到更大的利益契合点，以谋求最大公约数，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世界下一个稳定锚。
钟飞腾认为，现在，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一种更大的稳定性力量，中国可以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我们需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调整，不用总寄希望于美国。受惯性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美国这个中心不动摇的时代，现在即便美国中心地位发生根本性动摇，有些国家有些人仍然视而不见或者心存幻想。今后可能有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都没有美国的身影，我们应该适应这样一种新的阶段——后美国时代或者说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合作时代。中国提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既包括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也有新型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国际合作将会有更多的新型参与者，有更多新的方式。在巨变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要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他表示，讨论中日韩FTA，应该放在东北亚整体的政治、经济、安全场景下来理解。从学理层面讲，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因此东北亚的范围大小、内在互动机制都受制于权力格局影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于东北亚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考和认识。我们应该向外界发出一个积极信号，确定了大的方向之后，再具体商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为了推动中日韩FTA，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亚洲方式，即有了不同意见应该坐下来协商，各个国家都有平等的地位，可以就各自的需求进行磋商，以一定的共识往前推进。这就不同于美国从上而下的霸权主导方式，或者欧洲的那种地区一体化模式。东亚地区在过去的经济合作过程中有一些特殊性，且这个地区国家间差异很大，因此，未来推动签订中日韩FTA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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