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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飞腾（中评社 刘柯岑摄） |
至于可借鉴的方面，美日当年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是将双边的贸易摩擦转变为多边谈判的一部分，就是把GATT转变为WTO。日美把双边的贸易赤字、贸易失衡问题转变成一个多边的内容。转变的方式是，日本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以此带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然后通过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这样的调整使得美国所统计出的贸易赤字来源呈现出分散的状态，也就降低了美国对贸易赤字问题的敏感性。
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也可以通过多边体制和规则的调整来解决。中国自己实际上也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等，把一部分产能转到相关的国家，比如说把我们的一些纺织品转到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等，甚至也可以转移到非洲，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至少在统计上来讲就不算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些国家的纺织业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公司的支持。把“双边”变成“多边”是美日解决贸易摩擦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而且现在比30年前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跨国公司日渐主导全球贸易，使贸易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变得更为容易。另外一种思路是，我们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即“中国＋发达国家＋发展中东道国”这样一种新的机制性安排，除美国之外的很多发达国家对这一思路都是赞同的。因为对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面临世界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时，中国这样巨大规模、处于高速成长中的市场是一种稳定器，通过联手中国去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制度也是调整利益纷争的一种容器或者一种设计。我们可以去达成一个新的多边制度框架，然后就能够把利益冲突约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就此而言，无论是WTO，还是其他类型的机制，都需要一种新的思路。比如，我们可以与美国讨论是否把“一带一路”发展成一个新的多边国际组织。但是也要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不仅仅是利益冲突，中美冲突可能涉及到战略、霸权、文明，协调起来的时间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过高期待中美之间短期内解决摩擦的前景。
中评社：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交汇点，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从抵制、观望到积极参与的重大转变，您如何看待日本态度的转变？
钟飞腾：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从前两年就开始了。评价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有几个大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层面的。在2012年钓鱼岛购岛危机之前，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依赖的上升速度已经很快，但是钓鱼岛危机爆发之后，这种依赖速度又下降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表达了很多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这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导致日本的外贸方向发生转变，中国又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传统上，经济财团在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日本政府受到了国内经济团体的压力，导致其要慎重对待中国的作用。因为客观上来讲，日本国内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在加深，这种联系将进一步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强化，但在政治安全上日本的保守势力又跟美国保持着紧密联系，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担忧，因而并不希望日本在经济上过分靠拢中国，但这种态度对日本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和投资是很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变化是有经济社会基础的。
第二个因素是特朗普正式当选以后诸多非常眼花缭乱的动作，打击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什么事都要先算账，而且是算经济账。特朗普要将原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做的承诺和制度安排重新来过，他是一个一切都要推倒重来的总统，他同历届二战以后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总统风格范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二战以后的日本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尽管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但是美日之间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化，传统美日关系的基石之一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使他崩溃。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却是要放弃这个基石，做一番前所未有的调整，使之符合美国中下层的利益。就近期而言，这个冲击远比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大。特朗普总统上任以的施政风格和理念，对日本的冲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日本政府要进行大范围的政策调整也是势所必然。
第三个因素是同中国双边意义上的。即使没有前面两个因素，对于日本来讲，在审视亚洲和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它也要跟随潮流。因为中国崛起的一个大的环境背景就是亚洲的崛起。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先开始起飞，然后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接下来是中国、印度。亚洲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算，实际上亚洲已经超过七国集团总量。如此大的一个体量，对于日本来讲，它肯它要将其战略和外交重心往这边转移。如果说日本对外战略有一个基轴的话，那么这个轴心的基本特点是强大的一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前所未有的往亚洲转移，日本对外战略迟早要反映出这一趋势。
日本要往亚洲这边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日本认识到，只有参与到亚洲的事业当中来，它才能够与中国一起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维持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如果它离开，作为一个离岸平衡观察者，不参与中国的事，怎么能够了解中国的态度？怎么能够影响中国的态度？所以日本的姿态就是“参与”，然后在参与过程当中给中国很好的建议，帮助中国来应对当前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种种挑战。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的态度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如安倍所言，中日关系已经从一种竞争关系转向了合作，或者全面合作。但我觉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分歧还有很多的，中方也要看到这个分歧。比如两国在东海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日本还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但是总体上我认为，形势比人强，大势不可违。中日还是要坐下来合作。中日当前合作的最大亮点实际上就是第三方市场。日本政府如今还是不太愿意过多地提“一带一路”，一方面是因为对美国的一个顾虑，因为日本总归还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各界的联系非常多、非常频繁，在表态时多少会受到中美关系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提了之后似乎是变成了中国的附庸，在中国未变成世界最强经济体之前，日本人总体上不会明朗地公开认可中国，这是由日本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心理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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