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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海涵摄） |
第三，国际秩序与规制曲折演进。国际关系格局及互动方式的变化，要求规范国际行为的秩序、规则及保障机制也要同步发展。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正面临巨大冲击。不仅发展中国家呼吁国际秩序合理化，连美国这样的现行秩序主导者也强烈主张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际秩序”，并以退出国际组织及协调机制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围绕国际秩序的建构或改革，各国的话语表达日益鲜明，主导权竞争空前激烈。“秩序之辩”“规则之争”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
第四，全球化理念及发展路径深度探索。新技术、新机制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思想行动的“新边界”，但也带来了从未体验的新课题。围绕全球治理的方向、原则和路径，各国间仍有明显分歧，且日益上升为理念、思想乃至文明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同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运动也以更强烈的方式冲击着全球化进程。高度发展的全球化遭遇挫折，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历史空前的。
全球变局影响中日关系
谢伏瞻进一步指出，整体变革驱动局部发展，当前全球变局的特征与趋势也充分投射到中日所在的东亚地区。目前，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乃至思想力量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同时，它也处于历史的转型过渡期，体现在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强化，区域力量格局的复杂变化，地区秩序前景的模糊不定，不同文明观、价值观的激烈碰撞等。转型与变革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孕育更为复杂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谨慎、冷静地加以应对。
他表示，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明圈，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历经起伏波折，连接两国的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的纽带从未割断也无法割断。在现今全球及区域变革中中日两国有更为密切的共同的利益基础和相互依存关系。不可否认中日之间存在着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但超越双边层面从多边乃至全球层面出发，可以进一步研判中日发展总体趋势——
一是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面临着把握新技术产业革命实现自我转型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任务，尽管中日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均处于推动国内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窗口期在市场，产业，技术，金融领域发挥互补优势，展开深度合作，对于中日双方均为最优选择。中日合作产生经济效果的外溢也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中日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是中日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在维护自由开放，多边主义等国际秩序原则方面，拥有广泛利益和共同立场，中国正致力于深层次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中国的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日本同样以对外开放为立国之本，以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为契机努力推进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支持自由贸易秩序，开放经济体制，多边国际协调，符合中日根本利益，中日应在这一领域积极合作，努力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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