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问：您如何看待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对维护香港法治有何意义和影响？
田飞龙：全国人大决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法行为，与香港基本法处于相同的法律效力位阶。决定的作出，宣告了中央管治权在香港国家安全事务上的具体法律化以及落地执法的具体路径，而由后续立法加以完备的制度建构。这一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可以最终完成相关反修例以来的“止暴制乱”任务，促进香港法治权威与秩序的恢复；
第二，可以弥补香港国家安全的制度漏洞，保护香港平台上相关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以及一切和平守法的市民权利与投资者利益；
第三，对港独、台独势力以及外部干预势力将形成强有力的法律震慑与实际惩罚效应，一定程度上截断外部势力在香港的非法组织与活动网络；
第四，对爱国建制派的政治士气起到最为关键的托底作用，巩固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对香港民主选举可能产生积极有利的正向影响。
总的来说，这部法律将为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注入强心剂，既有助于巩固爱国者治港的政治根基，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增强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信心。
中评社问：订立港版国安法的消息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声音，不少香港市民对此不了解而产生忧虑和误解，担心会影响到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您怎么看？
田飞龙：香港“反对派”对此当然会表示反对和抵制，但香港大多数市民会逐步认可与接受。因为中央立法是保护大多数和平守法市民的。
过去近一年的反修例运动表明，仅仅依赖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止暴制乱的法治任务，难以帮助香港快速摆脱极端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破坏。只有中央直接承担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法治责任，才能决定性稳固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
中央立法是要重建香港法治权威并严格保护香港国家安全及市民自由权利，使之免受香港黑暴势力的侵害。将“一国两制”最大保护者负责任的立法扭曲为负面动作，在法理与事实上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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