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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现场（王天天、刘月玲摄） |
我还想到第一届帕格沃什［Pugwash］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在1957年紧张的冷战局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二位著名科学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讨论热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威胁。他们的集体努力为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若干重要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二十二位与会者中，七位来自美国，三位来自苏联，三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加拿大，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是这二十二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1978年率团访美，谈判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学者交流。我们应该感谢像周培源教授这样富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者，始终把和平和共识放在首位。
当下，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很艰难；它们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保持学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特殊的意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优秀的学府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哈佛在美国，北大在中国，我们都有责任为各自的社会做出贡献，促进各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发展。而我们作为大学，要真正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践行和维护那些能够超越国界的学术价值。我去年十月发表就职演说时，曾经谈到过这些基本价值。当时出席就职典礼的，有哈佛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教授、职员、校友和友人，也有来自全球二百二十所院校的代表。我想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发表的想法。
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而追求真理需要不懈的努力。真理需要被发现，它只有在争论和试验中才会显露，它必须经过对不同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才能成立。这正是一所伟大大学的任务。各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在大学里一起辩论，各自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努力理解并解释我们的世界。
追求真理需要勇气。在自然科学中，想要推动范式转移的科学家常常被嘲讽，被放逐，甚至经历更大的厄运。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学者们常常需要防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攻击。
正因为这样，开创性的的思想和行动往往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生长。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需要巨大的决心和毅力，也需要欢迎对立观点的意愿，需要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伟大的大学培养这些品质，鼓励人们倾听，鼓励人们发言。不同想法可以切磋，也可以争论，但不会被压制，更不会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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