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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安法保障香港安宁 |
中评社╱题：“一国”是命运，“两制”是生活——从《香港在中国》的新叙事建构切入 作者：田飞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
【摘要】凡事皆有因果，对修例风波的政治狂暴及其后的制度危机，香港社会焦虑者不乏其人。对这一切的变化，尽管事先未必有人能够充分预言或预警，但智者往往具有一定的历史穿透力，对将然未然之事有所敏感和表达。《香港在中国：重新思考内地与香港关系》一书的作者就似有此种问题意识和敏锐性。该书有着鲜明的香港危机意识，准确判断出“一国两制”内在合法性叙事的二元对立及其冲突张力，希望以社会科学类型化与理性分析的过程及方法引起社会反思和集体对话，从中寻求一种凝固共识、化解危机的“香港新叙事”。当然，囿于作者的“准中间派”立场、知识结构及立足“香港本位”的方法论局限，新叙事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一国两制”之国家主权权威与秩序的体认，却未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中的国家法理及香港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动态角色，因而仍有进一步思考和提炼的学理空间。
序
2019，香港修例风波叠加“黑暴区议会”，港版颜色革命在“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旗帜掩护下极速推进，盛极而衰。这一本土运动理念上采取极端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行动上采取勾结外部势力及暴力恐怖主义，践踏香港法治，败坏香港民主，损及香港人权，其来龙去脉至今仍有深入挖掘和研究之必要。此年事变，震惊中外，“一国两制”底线秩序出现严重危机，基本法治理工具基本失效，甚至特首的“自治紧急权”下的反蒙面法措施也无济于事，不仅遭遇香港司法的所谓“违宪审查”压制，更是在执法中面临“法不责众”的困境。
2020，高度自治的制度红利逼近临界点，这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与香港繁荣稳定幷非好的兆头。即便基本法第18条及驻军法提供了合法的国家紧急状态权的触发条件和程序，但权衡代价，仍难有决断。穷则生智，必要性创造法律（necessity is law），“一国两制”的整体政治生存及国家的政治决断成为香港危机化解的根本法理，“一国”与“两制”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成为依法治港基本思维与基本目标，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成为治港“组合拳”的最强有力的两记重拳，香港“一国两制”决定性进入下半场，逐步升级为2.0版。2019-2021，香港原有制度漏洞频出，新制度进场，新秩序的大致架构已成。对于这些宏观制度变迁的背景、过程、理由和制度成效，作为“一国两制”范畴的长期研究者，我以个人的独立观察和学理评判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回应：《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辩》（新民主出版社，2020）和《香港新秩序：国安与民主的双重变奏》（橙新闻出版社，2021）。
香港“一国两制”的观念分歧与制度危机是显然的，修例风波是其“问题性”的总爆发。凡事皆有因果，对修例风波的政治狂暴及其后的制度危机，香港社会焦虑者不乏其人。对这一切的变化，尽管事先未必有人能够充分预言或预警，但智者往往具有一定的历史穿透力，对将然未然之事有所敏感和表达。《香港在中国：重新思考内地与香港关系》一书的作者就似有此种问题意识和敏锐性。该书有着鲜明的香港危机意识，准确判断出“一国两制”内在合法性叙事的二元对立及其冲突张力，希望以社会科学类型化与理性分析的过程及方法引起社会反思和集体对话，从中寻求一种凝固共识、化解危机的“香港新叙事”。当然，囿于作者的“准中间派”立场、知识结构及立足“香港本位”的方法论局限，新叙事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一国两制”之国家主权权威与秩序的体认，却未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中的国家法理及香港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动态角色，因而仍有进一步思考和提炼的学理空间。
一、未来怎么办：香港危机的问题意识
“现在香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怎样才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为未来的 20 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是香港陆恭蕙女士与其合作者高礼文教授（Richard Cullen）的著作《香港在中国：重新思考内地与香港关系》之中译本最后一章的“问题意识”，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未来的20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就是指香港“一国两制”的下半场。类似的问题意识在香港研究群体中不乏其人，典型如吕大乐教授在《尴尬的香港，仍在准备中》（《二十一世纪》2017年6月号）提出香港回归以来一直未能形成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社会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而香港终审法院原常任大法官列显伦（Henry Litton）先生则在《香港司法梦游向2047？》（2019）一书中提出香港普通法的信任危机及如何面向“一国两制”的制度挑战问题。《香港在中国》属于这群深入思考香港问题及其命运的卓越著作之列。
陆女士在香港属于资深专业人士，曾担任港英政府委任的立法局议员及回归后的立法会议员，在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平等机会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展现出卓越的专业性和参与性，幷有着丰富的智库领导经验。合作者高礼文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幷在香港媒体上多有涉及基本法的评论文章。他们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带有香港本地精英之问题意识与专业理性上的代表性，是我们涉港研究界应当关注的一种理性声音。
这是一本偏向于“香港本位”之宏观叙事兼政策设计的“小书”，篇幅不大，但立意深远，且分析精到，无论是本位叙事的建构，还是政策细节的拿捏，都有着一种长期深耕香港留下的独有印记。香港本位之“一国两制”叙事，不是香港本土主义叙事，而是立足于香港所处的“殖民现代性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的冲突语境，寻求真正适合“一国两制”的香港共识性叙事。新叙事回应的是殖民叙事的过去时效应，英帝国之“旧日荣光”已透支难续，同时也回应了日益高涨的民族叙事及其背后的国家意志。作者试图在客观看待香港殖民历史与国家秩序现实的条件下，理性而“柔软”地提出事关香港身份与进步之重大利益的新叙事。如作者在第一章“引论”中的自陈“一种稳定的、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叙事可将过去与未来勾连起来”，这就是新叙事的正当性和功能性所在。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意义的动物，原则上没有这种新叙事，就没有香港再出发的社会共识基础。而“勾连”过去与未来，使得“现在”处于一个连续性的文明和秩序链条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辉格主义”叙事，也是一种保守主义心智。作者对英国文化与政治传统的习得，在思考和应对香港变局与难题方面，显有折射。
在该书倡导的“新叙事”中，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试图沟通回应“一国”与“两制”的精神张力，消弭极化叙事，以“一国”为既定的法权前提，以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为参考框架，以国家的战略和体制为叙事脉络，给香港一个新的定位和方向感。新叙事有着相对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逻辑，认识到“香港在中国内部的稳步整合正在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国家整合的逻辑与现实必然性，是思考“一国两制”变迁与演化的合理前提。但恰恰是这样的国家前提，是香港原有的、高度寄生于殖民现代性叙事的本土价值观无法从容接受的。该书的一个显着的政治抱负即在于立足香港语境而促成香港面向“国家”的身份再建构，将国家主权的现实转化为身份认同的规范。当然，这种“规范内化”的过程，就作者立场与论述而言，仍带有显着的“策略性”，而远未达到一种基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秩序的国家价值认同的层次。这或许就是香港专业精英区别于爱国建制派的政治风格所在，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更多是现实性与功能性的，而不是基于内在信仰和信任。但相比滑向极端本土主义立场的反对派，这种颇有“港式中间派”风格的国家认同，或许也可以称为一种特殊的“忠诚反对派”或“忠诚中间派”的立场与路线。他们处于香港政治的 “蓝”与“黄”之间，具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来源与社会理性偏向。香港作为专业精英主导的现代化社会，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两位作者在最后一章开头引述莎士比亚戏剧《凯撒大帝》的台词颇具启发性：“亲爱的布鲁特斯，那错处幷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是在于我们自身。”对于作者而言，“一国”是无法回避与选择的“命运”，“一国两制”的前提无法更改，但“我们自身”可以智慧地理解和适应，且在香港近代史上的多次对外适应中均有大量成功经验可以追溯。因此，在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格局中，“一国”是命运，而“两制”是生活。生活需要“适应”命运幷在与命运的智慧互动中寻求新生。这是作者的参悟，也是香港历来的智慧。作者的信心和用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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