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香港自1983年以来实行联系汇率制度，过去四十年这一制度为香港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但近年来国际风云突变，这一制度是否能够或者应该维持下去？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不可能三角”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香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几年香港经济萎靡不振，尤其是疫情以来，香港各界要求港府作为的呼声越来越高，您认为香港是否有必要作出某些调整？
王春新：过去几年香港经济的萎靡不振，与联系汇率的关系不大。联系汇率本身虽然处于“不可能三角”之中，但是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影响在于创新不到位、经济转型转不够、居住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等。如果把香港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联系汇率，这是不公平的。多年来，联系汇率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起了较大积极作用。1973年开始香港放宽管制，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初步拥有亚洲金融中心地位；1983年联系汇率实施后，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强化。在联系汇率制下，中国企业不断赴港上市，香港变成亚洲的主要的资本市场；随后，人民币有了“走出去”的需求，又有了一系列的金融安排。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政策，而另一个重要推手是联系汇率带来对货币的稳定。
另一方面，联系汇率也有其消极作用，就是货币政策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上，导致我们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调整香港的经济。但调整香港经济的方法有很多，而且相比货币政策而言都更加重要，因为香港的资金来自全球，不是靠自己制造出来，所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算大。
我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依然有存在价值，因为香港是金融资本主义在亚洲的一个重要节点，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还有它的功能和作用，还能为我们提供资金。习近平主席2018年说过：香港的优势是独特的，香港的贡献是重大的，香港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以前讲的是“难以替代”，现在讲的是“不可替代”，这和香港的金融功能有很大关系。
正因如此，从现在来看，更重要的是发展香港经济，通过创新把香港经济发展起来，把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谈全球通货膨胀：美国不可能维持长期高通胀
中评社记者：受全球性量化宽松措施影响，尤其是去年以来美国美元大放水，全球迎来了大通胀。您认为，此次全球大通胀将对香港将会带来哪些风险与挑战？香港应该如何来应对？作为普通市民，应该如何避险？
王春新：关于通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现在是大通胀，有人就觉得太过担忧。其实我的看法比较折中，目前美元的大量发行与2008年不同，2008年真正进入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资金并不多，所以那个时候的通胀不大。但这次不一样，除了量化宽松进到金融系统以外，更多的是直接对民众进行补贴，随之进入消费领域。最近美国的通胀其实蛮高的，四五月份的核心通胀已经到了3.9%，当然这里面有个因素，就是去年的基数太低，所以平均大约是2.2%。其实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货币目标，以后可能还会更高。
现在有两点需要再观察：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把通胀的容忍度提高了，通胀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会出手？二是通胀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我觉得关键看美国的经济表现。前一段时间的大量补贴不能长久，因为它不是生产，而是通过发行货币，未来偿还的方式可能会通过货币贬值、危机调整或是美国高新技术突破。
因此，我估计短期会有通胀，但美国维持长期的高通胀是不可能的。货币超额发行，未来对美国、对全球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特别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达到30万亿，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美国当前的政治模式很难阻止这个进程。一年多以来，美国整个资本市场膨胀了60%至70%，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会出现更大危机。而更大的危机一旦出现，只有靠货币发行来“救火”。美国政府必须去救金融资本和金融资本家，这是无法控制的，2008年已经有先例。另外，美国的民众已经与生产脱节得很厉害，整个消费水平的提高要靠政府的补助。这样一来，就是两边都挤压政府。我们都知道，社会、企业和政府在西方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府的最大功能是平衡社会和资本，但现在社会和企业都在挤压美国政府，最后政府可能会破产。正因为这样，如果美国顶不住，会出现大麻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