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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等待检测的市民，在元朗安兴街检测点“打蛇饼”。来源：大公报 |
中评社香港2月11日电（评论员 束沐）2月以来，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激增，已超过5000宗，随之而来的是公立医疗资源的不堪重负以及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更令人担忧的是港府防疫策略在技术上、舆论上均处于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我们认为，香港社会尤其是管治团队亟需破除“抗疫资源已达极限”的迷思，唯有最大化调动社会资源，并在内地的支持保障下协同抗疫，才能扭转现有危局、回到“动态清零”正轨。
回顾近来香港疫情快速扩散期间，本地舆论和基层民意的主要“痛点”，总体上反映出四大问题：一是“精准封控”流于形式，传播链已经在社区四散，基于传统手段的流调追踪远落后于病毒传播速度，疫情失控势头加剧；二是防疫策略与公立医疗体系极不协调，强检能量短缺与快筛自检乱象产生迭加效应，收治隔离难度不断加大，长者危重症浪潮接踵而至；三是保障配套严重不足，小到封楼期间物资供应跟不上，大到全港食品菜肉抢购潮，极易诱发基本民生领域“次生危机”；四是思想认识陷入误区，盲目否定内地抗疫经验，无视客观存在的医疗瘫痪、民心动荡与民生危机，“变相共存”论调在菁英阶层和普通市民中均有一定市场。
如何在短期内缓解上述问题？来自中央和内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但在香港实际情况下，尤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面前，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在最大化挖掘现有公务员队伍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引导、统筹更多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参与抗疫，并且尽快激活企业、社团和地区组织的功能，在中央和内地的支持协调、精准对接下，加快形成“强政府、好社会”的协同抗疫格局。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主张：
第一，疫战当前，香港政府18万公务员必须挺到抗疫第一线，地区及基层服务组织应纳入到抗疫指挥体系中，缓解现有人力物力短缺问题。既然香港防疫进入“战时机制”，就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全力投入疫战前线，不得有任何逃避和退缩。过去2年来，内地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疫情，维持“动态清零”成果，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人员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是内地抗疫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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