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2047议题与未来主义制宪运动的勃兴。港独话语和政治行为已经不是香港的政治禁忌，而成了政治时髦。基本法的50年实验期在青年本土派那里成为港独的时间窗口和全民制宪的历史时刻。在此预期之下，青年本土派已经不热衷于传统泛民的“双普选”议题或者重启政改诉求，不再敬畏和依从基本法秩序，而是旗帜鲜明地突破基本法幷以一种未来主义姿态展开制宪建国的话语体系和组织网络准备。
治理分离主义 根本在“走出香港，融入国家”
中评社：近年来，香港的分离主义势力不断抬头，背后的社会经济的原因是什么？请问如何进一步从根本上遏制分离主义，维持香港社会稳定？
田飞龙：香港本土分离主义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于：第一，香港经济发展放缓，贫富分化加剧，就业困难，青年人成长成才空间限缩，存在竞争的无力感和面对内地多重挑战的恐慌感；第二，香港青年教育缺乏关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必要课程及客观性教材，国民意识陷入危机；第三，外国势力操作发酵，引导青年运动激进化。
治理分离主义的根本战略方针是“走出香港，融入国家”，这需要香港社会和中央形成必要默契共识，共同承担起“人心回归”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国家应积极改变一国两制既往的“隔离性保护”政策，而改为“融入互动性保护”，开放内地公共服务及国家主导之国际战略中的就业与任职机会，使香港青年及专业人才有通过国家获得成长及意义的平等权利和具体体验，反向对冲所谓的“黄之峰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拿皮仑由科西嘉人成长为杰出法兰西人的历史故事很有启发意义。除了教育及国家融入层面，香港司法与法治自觉地反对港独分离主义，也是重要的制度保障。
中评社：近年来香港社会政治运动不乏青年的身影，不少香港青年人存在离心和分离主义意识，什么原因造成回归二十年来人心还未完全回归？应采取怎样的措施？
田飞龙：主权回归而人心未回归是20年来香港管治的重大缺陷，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殖民史观、本土化教育、反对派宣传组织、政治运动连番开展、外国势力频繁介入以及媒体的渲染与偏向等多方面原因。
人心回归工程应确立为2017之后香港管治的重大工程，采取有力措施：第一，香港本地教育体系优化，增加强制性的政治与历史课程，塑造国家认同；第二，香港与内地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为香港青年学生的内地学习与体验提供更强保障；第三，开放国家公职机会给香港青年，培育一大批爱国有为的香港新青年；第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更上台阶，增强对香港的软实力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