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香港校园民主的现象学是一幅混乱不堪、秩序扭曲的图景：
其一，反港独需要得到港独学生会的共识，霸道的校园民粹式民主凌驾了基本法与教育管理者伦理及责任。
其二，言论自由有边界，但就是没有任何具体机构和人员来划定这个边界，最后变成说说而已，不了了之，变相纵容。
其三，香港高校是基本法保障下的依法自治，是国际化的教授治校，但如今日益演变成过度政治化的“学生治校”，氛围趋近曾经的大陆文革。
其四，香港公共教育没有“国家”和“义务”，只有“权利”和“本土”，最后只能引导青年走上激进对抗的不归路，由刑责提供最后的教育和惩戒。看看旺角暴乱和占中的参与者，看看黄之锋现象，即可明了。
其五，对港独言论，香港发声各方大多套话套路，圆润无比，原则模糊，无人具体行动，无人承担责任，无人主动检讨，无人真正道明危机，最后只有内地小女生抗“独”。田飞龙强调，反“港独”是“一国两制”的底线，是一项众人事业。香港校园民主已经异化，严重损害香港高等教育环境及青年成长条件，需要反思改革。但论道太多并无实际效用，还需要知痛者自己疗伤，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检控行动，需要香港司法的严正裁判，以法治方式划定校园民主、言论自由和院校自主的法律界限，使之不成为颠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破坏性力量。
“如果不及时行动会怎么样？有一天，香港民主的墓志铭上只有两个字：港独！”田飞龙对中评社谈到，老派泛民最钟情的香港民主事业可能毁于港独，这是他们最痛心的。面对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反国家”危机，香港必须通过足够有力的公民社会行动与自治法律行动进行自救，否则贻害无穷，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宪制必然遭受根基松动之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