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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中评社 兰忠伟摄） |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端洪坦言，香港的选举，包括街头政治，像厄尼斯女神一样，政治体制难题既要把人的意志调动、激发出来，体制安排上激发出来，也要让政治上的“懒人”变得勤快起来，让他们为政治权利、为政治财富奋斗。
“‘一国两制’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正确看待‘一国两制’，但也要积极通过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措施，通过共治的办法消除差异。不能过分强调自治、分治，而没有在分治的同时找到共治的平台。香港跟内地的融合，这是我们要做的。”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英津说。
上海大学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徐静琳谈到，在2014年“8.31”事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选举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16年的主动释法，也彰显了中央行使管治权的宪制权利。根据香港发展具体情况，中央要果断，该出手时候要出手，发挥宪制权利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与宣传部门，要营造强化中央行使香港政改和政治发展主导权和决定权的影响力，要营造一个高度遵守和执行中央决定的法治环境。
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中评社副社长王平表示，“一国两制”与当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滞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同时也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改革开放”有着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不管前面有多少深坑暗流，方向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眼睛紧盯着当今世界最高水平，追求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而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由于没有参照物，长期以来都是没有方向标，出现探索的多向性在所难免。王平认为，正是方向的不明确甚至是长期缺失，才导致了今日香港的思想混乱，包括“港独”思潮的出现。香港回归20年出现了当今的局面，或者需要另外一个20年来塑造一个有利于民族复兴的香港。如果放任，香港很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助力；如果不愿意放任，就需要全面介入。
复旦大学港台行政研究中心主任周帆说到，“港独”这个词应该有区分概念，有人有“港独”意识，有人有“港独”主张，有的人为了追求“香港独立”目标采取运动，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分。在用“港独”词的时候要严谨，若扩大化，未来在处理“港独”问题上并没有好处。
香港民主思路前总干事袁弥昌认为，香港管治问题在回归后已经呈现出社会－经济主导的趋势，在近年更是随着陆港矛盾加剧、社交网络的兴起和因应世界政治潮流，逐渐转移到社会－文化主导。对香港的分析与理解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政治经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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