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决定了一国两制实践的争拗是长期的
“制度之争至今并未结束。”王平说到，以制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综合国力，决定着当今世界的领导权与话语权；而制度的成功与否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与政治经济资源的占有，具有庞大的制度红利。王平指出，“一国两制”争拗，必定是长期的，并在较量与妥协之中实现动态平衡的运行。
王平认为，如果中国希望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上取得制度优势，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资源的实际争夺中抢占有利位置，就不能放任香港按照目前的轨迹混乱下去。否则，作为一个曾经是资本主义一制发展的典范、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回归后经济地位的下降，与社会状态的不稳，必然会被认为是发展模式的失效。
他说，维持者的努力必然大于破坏者的努力。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地和平共处”，认为只要维持以前的基本状况就代表后来介入的另外一种制度模式是有效的，只能说太过理想。而做为对手，没有理由让作为竞争大敌的另类制度模式，毫无代价地介入一个已经依照既有制度成功发展的经济体并平安有效地运作，那就等于是承认了“北京共识”的成功。而承认新共识，就等于承认新共识与旧共识争抢有限资源是合理的。
“制度优势不仅导致虚的话语权掌控，还有实的利益获取。”王平说。
王平表示，回归以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在97回归后人们迅速忘记了中英就香港问题缠斗的复杂性，放松了对潜在反对力量的警惕，是今天出现多种乱象的重要原因。就是说，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所进行的艰苦谈判，是通过长期对峙、缠斗与妥协才走到九七的，这种多方位、多层次的激烈缠斗不可能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由于中方兑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戛然而止。
回顾当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的交锋，以及过渡期中英双方的不断争拗，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最后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加快推动香港的政制嬗变，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英国不想归还香港，而面对邓小平的强硬不得不归还香港之后，英国就迅速开启了政制改革，希望通过在各种层面埋下伏笔以延续英国对香港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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