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42个国家参加了由欧盟发起的“创设新的多边投资法院”为主旨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各国。这说明设立投资法院已箭在弦上。
王贵国表示，他希望并主张创设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一套新的争端解决规则为运行规章，在吸取现有争端机制优点的基础上，补足现有机制的不足，如创设投资争端上诉机制；又如，贸易与投资争端都可以在此机构中解决。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是在尊重多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强调东方的“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强调调解机制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同时此套机制的调解员或仲裁员都不是由哪些国家强制指派的，而是从各个沿线国的专家、学者、有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员中挑选出的，当然各沿线国可以推荐，从而保障了处理案件时语言与文化相通的问题，保障了透明度，保障了互信认同。他指出，在涉及国家政府的争议中，“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更强调透明度原则。
以下为中评社专访王贵国对话全文：
中评社：此前在一带一路研究院成立时，我曾采访过您，当时您提到，研究院正在积极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蓝皮书，而就在前几个月，这本蓝皮书终于面世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整个过程，以及这本蓝皮书的背景？
王贵国：我想先谈一谈背景。从今年年初，我们便筹画成立研究院，同时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一本蓝皮书。起草蓝皮书的初衷是什么？纵观国际上的争端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国家与国家（包括地区与地区）的争端，涉及的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一类争议的解决平台是世贸组织。世贸的平台有特点和优点，但也有缺陷。
世贸组织的特点是西方主导，反映的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价值观、普通法的诉讼制度、诉讼程式、诉讼技巧。这些与大陆法是不同的，任何人如果不懂普通法，就没办法到WTO去打官司。实践当中，包括韩国、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遇到争议的时候，几乎很难完全靠本国的律师去打官司，每次都要藉助英美普通法系的律师。这整体上反映出来的是，在世贸组织体制下并不是任何人英文好就能够打官司，要有长期普通法的训练，并且对国际贸易比较熟悉，才能去打官司。这一点有历史发展的原因，因从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生效时起，就是西方在主导；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到了1995年WTO成立，中国整体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并非重要。中国经济体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当时以泰国为发源地，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人民币基本未受冲击，并且当时中国总理也说，“人民币不会贬值”。因此，中国起到了稳定国际金融制度的作用。
尽管制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时候，中国人也参与了，但是参与程度很低，并且中国当时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不是。所以真正主导当时谈判的，主要还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日本当时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经济实力是很强的。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里，也反映了这一点，世贸里争端解决制度，有一个上诉机构，也就等同于终审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上诉机构有7个成员，其中3人是由美国、欧盟、日本各自指定的。其他四位成员由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选举产生，此安排是依君子协定。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是在原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很大改进，但仍存在缺陷，如实际遭受损害的企业无法得到赔偿。无论是补贴案也好，倾销案也好，包括目前中国和欧盟、美国间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真正受影响的是企业：美欧等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的案子中便会找泰国、印度等作为替代国家，确认倾销是否成立。特朗普说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受害的也是中国企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制度下，受影响的企业连出庭权都没有，从而必须靠本国政府去打官司。有时世贸组织成员的政府并不特别愿意去诉讼，一个案件经常耗时很久，尤其是当一个政府经济上不是很景气的时候，没有那么充裕资金的时候，就更不愿意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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