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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结束后接受观众提问。（中评社 杜博强摄） |
“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政策本意是惠及全社会，结果却只是最富有的人群获益。退休保障、子女教育以及住房这些中产阶级的基本必需品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负担。”
斯蒂格利茨表示，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税收和消费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美国中间宽两头窄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变形，最富裕的人群和最贫困的人口都有所增加，而中产阶层却日渐萎缩。父母和子女之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传承越来越重要，阶层流动和代际流动越来越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愈发严重。
“较高社会阶层人的子女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他们做的就是选对了父母。”斯蒂格利茨说。
既然社会不平等是政策的产物，那么就同样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纠正。斯蒂格利茨批驳了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好的观点，表示社会完全可以承受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而这种公平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甚至政治上的改革？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他表示，处理不平等问题本身就是让世界经济重回健康状态的重要步骤。在现有经济增量上进行政策改革远远不够，而需要做的应是重写整个游戏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