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人才至少须具三内涵
许桢表示，回顾香港历来四位特首，都逐步加深了对拓展人才孕育温床工作的认识，并采取不同措施在拓宽香港管治人才发展空间方面作出了努力：董建华开拓了问责制，曾荫权在此基础上把问责制扩展到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梁振英令这一制度稳定延续，而如今林郑月娥则希望令中央政策组进一步发展出管治人才孵化器的功能。至于这一系列步伐是否足够快、力度是否足够大，他认为要留待接下来的实践效果才能下结论。
而在目前民主普选与政党政治发展暂时受限的情况下，许桢认为，香港仍可考虑循扩大问责官员体系、善用中央政策组或其他特区政府内部空间、优化特区政府所委任谘询架构（独立委员会）功能及其与特区政府常设机构的关系等发展方向，培养一些合格的管治人才。在理顺制度结构以外，他还建议为培养管治人才的实践过程赋予更多内涵，而这些内涵长远亦可令制度不断延续、微调和反思，而不至于不停革命和颠覆，否则将不符香港作为一个讲求制度和普通法的法治社会的精髓。
内涵其一是怎样看待香港自己的历史？许桢论述指，今届特区政府中有不少问责官员都出自殖民地时期建立起来的公务员体系，姑且不论中国历史和内地视角，他们对于香港历史认知的角度是否能够站在香港人利益的角度？是否能够客观、公平、公正以及富有道德感？是否能够在看待香港历史时撇除中环或维多利亚城（英国19世纪占领香港后在港岛西北部建立起的殖民地核心地带，约为今香港中西区和湾仔区一带——记者注）视角？他认为，这些是香港培训问责官员的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正如“以史为鉴”的道理，如果对历史的认知不正确，对其他事情的认知亦很有可能存在漏洞和错误。
其二是怎样理解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历程当中的角色和命运以及香港应如何自律。许桢认为，香港社会很讲求自由，也就是崇尚能够做很多事情的空间，但这就像一个小孩，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但吃太多薯片是否有益，相信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自我控制，因此所谓的“自律”，就是包括问责官员在内的香港朝野之间究竟如何理解主权、政权和治权三个层次（另见稿）的概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直言，如果搞不清楚这些概念，就会像过去几届特区政府任内都出现的问题，香港朝野把属于主权和政权的问题，错误视为香港治权的范围而进行讨论，但是事实上一些涉及主权和政权的问题是不可以随意讨论的。“治权的基础是政权，政权的基础是主权，这些关系搞错了，就不会有正确的管治观念。”
其三是香港固然要维护或发展自由、民主和法治等过往一直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念，但是更重要的、也是具成熟经验的民主社会过去讲了几百年的理念是：在此基础上，一个社会有无一些新的前进发展方向和价值观念值得提出和探讨？许桢举例说，历史上不少具成熟经验的民主社会在未动摇自由、民主和法治，甚至这些价值观念的基础比香港更牢固的前提下，亦曾试过社会仍然躁动不安、民众仍然有各种不满，这就说明在自由、民主和法治以外，还存在其他价值观念或其他精神追求，而公众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是政府应当要带领社会实现的，这些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大自然的共融、城市与乡村郊野的并存、公众对于更高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追求，以至对于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和安老等方面更理想状态的愿景，这些元素表面上看是政策问题，但实质上涉及到一个社会对于理想家园的想象，这是需要政府官员认真思考和谋划的问题。他续指，特区政府的问责官员多年来都要应对一些非常幼稚的政治争拗，但他们其实亦可以反过来转守为攻，在这些问题上为公众提出新的构想，从而淡化一些毫无建设性的政治争拗及其给香港社会所带来的困扰，由此带领香港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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