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政治现实：亲中派的独立意志
在香港社会的舆论关注中央或中央驻港机构是否过度干预香港本地选举的背景下，许桢留意到今次行政长官选举过程中出现了“散播两个中央论的现象”，即在北京的中央与中央驻港机构之间就行政长官选举存在不同取态。
许桢指出，如果经常在内地行走就很容易发现，尽管与香港社会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今天内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会对不同事务有各种意见。他认为，关键在于国家有其自己的一套权力运作规章和机制，但若有人自命内地官场某一派的代表或代表某一方发声，这类人的法治观念本身就与国家希望朝法治目标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驰，同时也反映这种思维根本不尊重、不真心相信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背后存在一套很危险的假设：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与中央的政治判断，两者是互为分离的。
许桢认为，目前香港社会对中央在香港事务方面的一些决定不容易理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央这样决定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不代表有人可以因此扭曲中央所作决定的初衷，要解决这一落差——这也是“一国两制”的奥妙所在——就是要思考如何强化香港市民和中央之间的沟通效果，而非从一开始就假设中央的决定怀有恶意的初衷，如果继续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散播类似“两个中央”论的讲法，不仅无益于整合香港社会，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做法很深地伤害、破坏了中央和香港普罗大众之间的信任，会对香港社会造成更大的撕裂。
“而且有趣的是，散播这些论调的人士，无论有否参选，他们同时也很喜欢指责中央驻港机构在选举当中所谓的‘过度干预’。”许桢反问，这些人一边散播“两个中央”论，说自己背后的“中央”比别人的“中央”大，另一边以别人的“中央”较小为由，认为别人不应干预香港本地的选举，那这些人又是否期望所谓较大的“中央”去干预香港本地的选举？
许桢指，这一论述在逻辑不通之余，也会令人看破手脚，即这些人所谓的尊重香港社会的民意，或者所谓的中央驻港机构不应过度参与香港事务，原来都只是希望国家领导人指点他们所支持的某一些人士得到权位，这些论调不一定与他们希望得益的某一些人士直接相关，但若这些人士的支持者继续这些动作，效果上必定会适得其反。
除此之外，许桢特别提醒说，从整合建制派内部两大版块的角度，外界不应低估传统亲中力量对曾俊华的抗拒或者信任不足，另一方面亦不能高估整体商界，即不止于个别大家族的商界对曾俊华的支持，而这从最终曾俊华所获的建制派提名数量就可有所观察。
与建制派多个界别的选委均有接触和互相了解的许桢透露，曾俊华与无政党背景、不活跃于区议会和立法会平台的传统左派和亲中力量选委，实际上彼此之间素来并无太多互动机会，互相之间的了解亦较少。尽管了解不多不一定代表不信任，但是许桢认为，在选举中不投给某一候选人是道理，投给某一候选人则需要由彼此情感联系所延伸而来的热情和冲动。
据许桢在多个行政长官参选人与选委会面交流场合的亲身观察，无论是叶刘淑仪还是林郑月娥，都与传统左派和亲中力量有较热络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互动的内容，有很多都关于他们彼此之间过往互动的历史和故事。
许桢进一步循这一角度分析说，曾俊华或其部分支持者，在政治判断上都误以为中央或一些中央驻港机构的态度，能够直接决定传统左派和亲中力量选委的提名和投票意向，但从叶刘淑仪和林郑月娥与这些选委的互动过程可以观察到，这些选委其实有自己的一套政治逻辑，而在中央希望整合建制派的大背景下，这种政治逻辑更会反过来影响中央对行政长官人选的取舍。
也正是在这样鲜为人知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运作模式之下，许桢认为在今次选举过程中，一些舆论攻势铺天盖地地指出曾俊华不获中央接纳、林郑月娥得到中央“祝福”，都是脱离香港民情的做法。以他自己的观察，无论有否这样的舆论攻势，林郑月娥在建制派内的支持度，都远远不是曾俊华所能够比拟的，因此这些舆论攻势大可不必“过度热心”地作出，以免留下给外界炒作的机会，并形成对原本目标的反效果。
至于对“捆绑提名”、“捆绑投票”的争论，许桢指只要翻查过往行政长官选举各界别的支持意向，不难发现结果总是大体一致，因为选委会的结构以专业界别为划分，其中的选委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政策取向甚至是对自身合法利益的捍卫，自然会产生相近的支持意向，而这种现象在以团体票为选委产生办法的界别更为明显，出现特例的情况则可能源于某一界别存在较浓厚的政治氛围，即政治议题和政治立场的取态，主导了选委的支持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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