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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桢。（中评社资料图） |
成长经历左右政治理念
进一步论述中央现阶段最重视整合建制派的原因，许桢认为，政改和“占中”之后一系列选举的结果和形势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是传统泛民在更新换代的情况下，议席不减反增；其二是新兴的“本土派”以至“港独”势力抬头。许桢指，这两大趋势令中央在处理与非建制派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两种行动：首先对“港独”、“自决”等政治主张划清底线，其次通过向温和泛民发还回乡证、中央官员出面沟通等形式，与泛民人士促成较积极的互动。
而在建制派一方，许桢认为在中央眼中，面对非建制派力量的膨胀，建制派更加没有互相撬墙角、互相拖后腿的本钱和空间，因此便从5年前行政长官选举唐英年、梁振英之争所引发的商界力量与亲中力量打成一团的局面入手，强化建制派内部两大版块的整合，而这一目标的结果，便是建制派在今次行政长官选举中只会推出一名候选人参选。
基于中央目前最重视行政长官人选能否整合建制派内部亲中力量和商界力量两大版块的判断，许桢认为理论上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和曾俊华的前前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是今届行政长官选举的两位最合适人选。他分析说，出身传统左派的曾钰成很明显在亲中力量当中具有优势，而商界对其亦并不抗拒，相反梁锦松在商界的实力相当雄厚，同时传统左派亦与他有一定的渊源和互动历史。
尽管具有先天优势，曾钰成和梁锦松最终并未选择竞逐香港特区的第一把手，用许桢的话来说是“没有强行参选”。他引述曾钰成近日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专访的对话，访问中曾钰成提及曾于去年底从北京收到信息，指并不获特别鼓励参选行政长官，曾钰成因而打消了竞逐的念头。许桢相信，中央也正是在此前后，向传闻中访京的曾俊华传达相近的意思，区别只是，一曾退，一曾进而已。
许桢表示，无论是基于个人意愿还是其他因素，起码曾钰成和梁锦松没有造成建制派在行政长官选举中左右为难以及令中央顾此失彼的局面，亦没有令建制派在最需要整合的时候，产生票源无法集中在一位参选人身上的诱因，这也反映出他们二人政治判断上的功力。
许桢还指出，政治人物的成长经历亦决定了其政治理念的面貌。他表示，虽然曾俊华在美国成长，并不代表坊间一些质疑指他与美国的背景太深、甚至他若出任行政长官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符合逻辑，“这类传言实在太过离谱”，但是反观曾钰成、梁锦松或是如今获大部分建制派支持的林郑月娥，三人与曾俊华成长经历的不同之处，在于三人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在香港完成，三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香港上世纪60-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广义上的“火红年代”。
许桢认为，于这一时期在香港的高中、大学，特别是三人均曾就读的香港大学接受教育，学生一般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情感建基于他们对当代中国，尤其是1976年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甚至是参与，上述三人连同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实际上都在其中扮演过属于自己的角色，所以当他们日后与中央互动、在理解中央以至内地各层级官员的价值观或处事手法方面，先天上的条件都优于曾俊华；
第二是上述三人在香港的“火红年代”，即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都曾以不同方式见证过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不过因为三人年龄的不同，三人有的是走在前线、亲身服务国家，有的是以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在内地游历，而基于三人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都从根本上不接受香港殖民时代最后期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他们对整体社会运作的理解、对政府尤其是香港特区政府在经济民生方面的角色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大共通点，即都相信一个比较积极有为的政府，而且在政策上对社会的中下层比较关顾。
许桢强调，这套论述并非暗示曾俊华必然是一位照顾大财团利益、甚至与大财团有不可告人秘密的候选人，而是说一位资深的从政人士，其价值观和施政理念的建立其实并非源于为官过程，而是往往在其很年轻、刚刚踏入社会的前后已慢慢萌发。他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曾钰成、梁锦松还是林郑月娥去接替梁振英的行政长官职位，其实都是积极有为的治港风格的延续。他认为，中央眼中曾俊华并不是一个差劣的司长，但是根据上述的论述，他不认为中央曾经严肃地在行政长官人选方面考虑过曾俊华，而至多只是考虑曾钰成、梁锦松、林郑月娥和叶刘淑仪。
“曾钰成、梁锦松和林郑月娥之间的共通点，以及曾俊华与该三人的不同，这是否导致了曾俊华不符合王光亚所讲的四个标准的任何之一或更多，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值得香港社会思考。”许桢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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