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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桢。（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记者：如果政治化的趋势无法改变，社会怨气依然很大，警民关系会否越来越差？
许桢：正如刚才所说，警民关系不应只是聚焦于政治事件之上，因为“警民关系”的概念和范畴很广阔，不应简单狭窄化。
而且总体来讲，至今即使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社会运动当中，香港的社运人士和香港警察之间的互动，尚未算非常之差。至于会否越来越差，我觉得未必。
所谓的极端思想，包括分离主义，甚至是暴力的分离主义，我认为在中短期内已经过了最具号召力的高峰。经过了旺角暴乱之后，出现了街头放火、扔砖、棍殴警察等等，迫使警员在合法情况下开枪示警，我觉得这些对香港市民而言，已经形成了很直接的震撼性教育，从而令这类暴力事件不见得能够再继续蔓延下去。
之前的“占中”，消耗了数以万计的警力，涉事的人员无论有否违法、有否被控告，数量是数以十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有肢体碰撞的确很不理想。有警员因为袭击示威者，而无论示威者有否袭警，警员被判刑都会令警队的威信受损。
但是在一场如此大型的社会运动当中，我认为警民之间并非特别不文明或特别不克制。香港警队与公民社会、社运人士之间，总体而言仍是比较文明和克制的，这一大特性在“占中”期间并未出现大变化。
所以在未来，社会的舆论领袖和政治领袖，其实应该在维护香港司法尊严和司法独立为前提之下，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建立令社运人士和警察之间互信的环境。
当然，在大型的社会运动当中，到了具体操作层面，譬如哪些地方可以集会、哪些地方会影响公众安全等等，其实警察即使不牵涉政治考虑，只是顾及香港十分紧张的道路运用情况，已经很容易与社运人士之间产生分歧。但是这种互谅互让能否在彼此的沟通当中做得更好，或者监警会和投诉警察课能否扮演更多、更突出的角色，令形势或关系不至于持续恶化，这方面不仅是警察和社运人士之间就可以解决的，社会的舆论领袖和政治领袖、各政党在立法会内的代表、政府高层等等，其实可以有更积极的参与。
中评社记者：辱警罪可否解决现时的问题？
许桢：对警察是否尊重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人基于其是一个“人”，而非基于其职业，都应该受到尊重。假如认为对警察不应该粗言秽语，那么出发点应该是警察是一个“人”，这种主张应该是一种基于对人权的尊重，由此不能侮辱人格。至于一个人究竟是警察、法官、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其实在应否受尊重的问题上，我认为并无本质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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