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立法会整体能够有较高的认受性，议员讲出来的话，市民愿意去听，政府亦必须要听。
所以立法会要做好工作，一定要改善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令市民感觉到立法会是有效运作的，工作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政府不对，可以批评、应该批评，但同时也要提出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的方案，而不是只是骂政府、拉布点人数、导致流会等等。
这是一个让大家把问题讲清楚的平台，而很多事情，未必一方完全正确，另一方完全错误，重要的是在立法会这个平台提出好的意见，让政府吸收在施政过程中，市民亦可以从中有更多思考。这需要整体的立法会议员一起去做，而不是这件事赖非建制派，那件事赖建制派，这样是没意思的，立法会工作水平和议事质素的提高，是一件整体性的事情。
宣誓风波之后，过去几星期立法会的运作不错，市民就不会觉得厌倦，不会觉得议员不知所谓。
中评社记者：经常听到非建制派议员提出，自己是民选议员，背后有很多选民支持，这个政府不是民选出来的。从这一角度，议员的认受性是否高于政府？
梁君彦：刚才也说了，你既不接受现有体制，又不接受改变体制，面对体制的改变，又说改不到自己的要求，这个体制我就永远不承认。那就形成了一个死局，最终只能拖垮香港。
大家都希望体制的改变，但是要一步步去做。不能说自己是民选的、政府不是民选的，就不接受这个政府的一切。根据《基本法》，这是一个合法政府。既然做了议员，就有责任代表市民监察政府，敦促政府做好施政，而不能什么事都不与政府或体制沟通或合作。不能说要骂的时候就骂，要做的时候就不做，这样是对不起市民的。
中评社记者：刚才其实提到了政改，现在政改无法通过，你觉得若未来重启政改，大家找到共识的可能性何在？
梁君彦：若要政改重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政改在过去已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更加撕裂了香港社会。
新一届特区政府无论谁上台，若一开始就把政改议题抛出来处理，而社会又不具备共识，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再一次的原地踏步，社会将更加撕裂。
香港现时还面对很多经济、民生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先行处理呢？
所以若要重启政改的话，大家都要有让步，大家要承认同一个基础，然后才有空间去重启。同一基础，就是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原则，以及在落实特首普选之后才落实立法会普选的计划，不能说一次过什么都要实现。
有些人整天以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为例，认为很好，但是不可否认，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制度，香港也一样，不能强行简单地套用别的地方的制度，否则长远对香港不是好事。不能说符合自己意愿的就说是“国际标准”，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就说是“本地标准”。
中评社记者：近年大家都觉得“港独”思潮抬头，你觉得原因何在？
梁君彦：我觉得年轻人对历史认识很薄弱，他们对社会现状有诉求、有不满，但是另外亦都有一小撮人，利用这些情况去出位。香港年轻人近年用不同的口号，例如不满政府，甚至拿龙狮旗出来。见到这些场面，我觉得是部分人想靠这些吸引注意力，并且令政府为难、不知如何应付。特别当这部分人发觉自己得到别人支持，那就更加觉得做法可行。
但是事实上，如果有一群人很努力去证明“一国两制”行不通，由此认为香港要“独立”，我觉得这个想法未免太天真。香港《基本法》和国家《宪法》写得很清楚，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不容许分裂。“港独”的言行只是令香港社会更加撕裂，亦令香港的未来面临很大的阴影。
假设“一国两制”行不通，那是不是要“一国一制”呢？香港成功的要素，就在于“一国两制”成功，要证明“一国两制”能够令香港社会更加繁荣，同时有能力为国家作出贡献，甚至令香港临近地方的经济发展亦受惠。
归根究底，部分年轻人的确对政改的步伐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觉得长远而言，落实并且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才是对香港最有利的。在“一国两制”之下，争取香港最大的发展空间，才是每一位香港人应该思考去做的事，包括不同的政治派别。
中评社记者：曾钰成主席离开立法会之前讲过，很可惜在八年主席任内想推动泛民和中央之间的互动，却做不到。现在刚刚见到中央表明愿意向泛民议员发还回乡证。未来您做主席的过程中，会否也寻求这方面的发展？
梁君彦：我跟曾钰成主席都一样，觉得任何立法会议员与中央官员或中央驻港官员有良性沟通，都是好事，这些互动会对香港整体有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