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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保钓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永祥。(中评社 倪鸿祥摄) |
中评社台北11月22日电(记者 倪鸿祥)今年是保钓运动发起五十周年,曾参与保钓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永祥表示,五十年后的海峡两岸以及北美都沧海桑田形势大变,没有改变的是钓鱼台岛并未收回。他鼓励年轻一代继续关注钓鱼台,除了牵涉到的渔民生计,更重要的是关注“爱国”、爱人民等价值的一种社会关怀,只要能延续这种精神,便是钓运精神的延续。
“第七届光复钓鱼台行动论坛”21日上午举办“保钓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主持人为台湾钓鱼台光复会理事长、东吴大学名誉教授刘源俊,马英九,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钓鱼台教育协会理事长陈美霞等人受邀致词。钱永祥出席研讨会回顾1970 年代的保钓运动及对现在如何延续保钓运动提出期许。
钱永祥表示,当年参与保钓的人,在自己生命中都会具有深刻的意义, 甚至于影响了日后的人生方向,保钓的经验也格外铭心难忘,到了五十年之后,大家都已进入生命的末期,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心里的感受相当复杂,瞭解与遗憾兼有之,很难简单地整理出头绪而形诸笔墨。
他指出,当年保卫钓鱼台之所以能够在知识青年之间鼓动人心,蔚为风潮,发为运动,主要 的动力当然是“爱国主义”。但“爱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自明的概念,当下面对的客观局势,会逼迫每个人自行赋予对“爱国”的内容。
他说,1970年代初期的台湾本身已经出现了求变的迹象,年轻世代对国民党的旧秩序已经 失去信任;在西方世界,冷战秩序正受到婴儿潮世代的挑战;在外面看,中国大陆的情况暧昧不明,不过也正是因此反而受到了不少人寄以希望。
钱永祥认为,70年代保钓运动爆发的时刻,正是旧时代走向结束,新秩序尚未浮现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时候,“爱国”往往只能是一种追求“国家”变好的善意愿望;日后发展的方向几乎无法预料。
钱永祥表示,保钓世代的生命路径如此多样,如此向各个方向扩散,其实反映了一个转折时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他觉得是一种幸运,但也必须承认,不确定的情况要求当事人做更多的摸索与选择,也会为难、折磨人的。
他指出,回到台湾内部,1971 年保钓运动在几所大学的校园出现以前,台湾的战后世代正走向成年,某种骚动已经在酝酿中;此时校园里出现了此前二十年不曾有过的盛大集结、抗议、海报标语,以及挑战性的座谈会,在许多 人心里引起了波动。
他认为,当时的台湾年轻人早已习惯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一旦“爱国”的呼吁来自校园里愤怒的同辈与师长,它的真正意义才会出现。如果不嫌夸大,他会说钓运对于台湾的校园冰封状态有一种破冰的效应。
钱永祥分析,由于保钓的诉求本身在当下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社会上缺少呼应,学生经恩准后对美日驻台机构示威、向政府抗议,之后学生必须把唤醒的“爱国主义”转化成跟台湾社会有所连结的关注,所以台湾校园里的钓运虽然很快沈寂,可是校园里开始出现要求政治改革、思想松绑,以及更重要的,让“斯土斯民”进入世代的意识,于是各种社会服务、 选举时返乡投票、注意台湾农村、工厂的实况,都是那一代大学生开始学习的社会关怀。
他说,校园里的这类动向,直到1973 年初情治机关出手抓人,以及之后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才告一段落,不过种子已经洒出,更年轻的世代已经有了真正的爱国、爱人民的关怀,加上此时校园之外各种刊物与新观念开始流行,战后世代在台湾社会的变化中,已经能够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表示,具体言之,70 年代在台湾岛内的钓运与后来的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并没有直接关系。钓运在人物上、观念上,社会关系上,更不用说组织上,都不算是台湾反对运动的一环。
钱永祥指出,但是钓运在唤醒台湾新世代的社会参与上,起了某种开路的效用。由于北美钓运的参与者缺乏这方面的用力之处,他们如果没有机会回返台湾或者投入大陆,日后他们会更努力于将钓运的遗产维系住,将焦点继续投注于钓鱼台列岛本身的主权与回归。
钱永祥说,五十年后,海峡两岸以及北美都沧海桑田形势大变。没有改变的是钓鱼台岛并未收回。五十年前的保钓世代受限于年龄,所能扮演的角色不多,他认为鼓励年轻一代继续关注钓鱼台,关注钓鱼台所牵涉到的渔民生计,更重要的是关注“爱国”、爱人民等价值的一 种社会关怀,是保钓运动的基本精神。只要能延续这种精神,便是钓运精神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