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和战略专家往往喜欢把中国的处理行为和方式同其日渐增长的综合实力相挂钩，而不考虑是不是因为任何偶然的突发民族主义或中国是在努力捍卫其合法权利。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些变化足以影响中美关系的波动，这些问题如今也应被给予严肃对待。
近期美国国内对是否应该改变对中国的大战略议题展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性学者都力求提请要注意中美彼此印象向危险转变的可能性。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的话说就是，“我们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其实，这种对两国关系的焦虑是非常有道理的，无论从美国方面而言，越来越多的声音建议美国用一个更强硬的政策来抵制中国行为及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首要地位的威胁性，还是从中国蓬勃发展的趋势看，美国是影响它稳定性和复兴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氛围下，习近平访问美国注定要比前几任主席更加需要有目标导向。在中国崛起的时代处理中美关系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兴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或用某些中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共同进化。为此习近平提出了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不幸的是，这个想法反馈遭遇“寒流”。然而，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新概念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关系。
的确，这两个大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全球管理领域，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防疾病扩散领域。比较乐观的观察家认为这些是美国与中国的合作的充分理由。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却不能保证他们之间的其他纠纷也能和平解决，例如海运和网络问题以及金融和经济影响力的必然争夺赛，所有这些归根结底涉及的就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以和平方式重设国际秩序或规范。
考虑到这些所有影响双边关系的基本因素，中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美关系应更注重“加法”而不是“减法”，这听起来有说服力，但低估了搁置争议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重新分配权力或权力过渡时期，无论是新兴和现状权力都被互不信任和恐惧所不断困扰。解决的不信任和恐惧应该是双方领导人的重要使命。这样做将带来历史性的意义，无论对于美国与中国关系还是整个纷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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