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力量优势。力图削弱和迟滞中国战略竞争力的发展，明确的政策选择就是“脱钩”，当然是选择性的“脱钩”。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里切断中美之间的交往，同时动员和施压盟国采取联合行动。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的，是零和游戏。
B.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影响力的扩大。组织所谓“民主同盟”，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名义，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攻击、阻挠和制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这些方面，中美关系或是对抗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
C.维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在此范围内既有竞争性的，也有合作性的。
D.全球挑战问题，如在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核不扩散、战略稳定等议题上进行必要的合作。
E.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管理，以避免因误判或意外事件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
崔立如认为，从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是要实行所谓“有区别”、“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然而，七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是，布林肯所谓的三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可循，在遏制中国竞争力发展的核心目标辐射下，突出的表现是对抗性的政策倾向。在本应积极推进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上，基本上也都被竞争战略的阴影笼罩而步履维艰或者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最后，崔立如展望说，只要华盛顿决策圈对国际关系演变和中国崛起的主流观点不发生转变，拜登政府因民主党脆弱的地位而始终处于2022年和2024年两次选举的巨大压力之下，其对华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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