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距离去年的世界和平论坛已经整一年时间，从国际安全局势的演进看，能否请您简要总结过去年的特殊之处，并展望接下来一年的走势？
阎学通：2018年大家在讨论不确定性，都认为特朗普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2019年的情况是，大家习惯于不确定性，并认为要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制定外交政策。这一年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那么遵守已经做出的外交承诺，不再那么严格遵守自己跟其它国家签订的协定，违约的现象明显增加。比如前两天日本停止对韩国三星供货，这是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就是因为5G竞争，政府出面违反协议，这已经说明了趋势——未来向对手搞经济制裁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说2018年，大家还在批评美国单边主义，今年已经变成仍然批评单边主义，但是实际上开始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多，就像谴责作弊的人很多，然后发现作弊的人也越来越多；谴责腐败的人也很多，然后发现搞腐败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跟今年的区别就在于此。
中评社：美国带头搞单边主义，其它国家跟随，这会否引起“乱象”，您如何看待之后的趋势？
阎学通：整个趋势就是大家越来越不严格遵守国家规范，秩序的混乱程度呈上升趋势，所以这次世界和平论坛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现实，和面对这一现实怎么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力量，甚至全世界团结起来都抑制不住美国的单边主义。比如朝核问题，过去多边会谈很多年没有取得成果，但自从改为双边会谈，反而取得了进展，所以说多边主义是一个弱化趋势，单边主义是一个上升趋势。
中评社：您刚刚提到现在缺少是一种领导力量来缓解秩序乱象。您之前出版的新书《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是否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阎学通：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制度决定论。过去认为制度是决定性的，这本书是说如果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形势应该不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发现，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实力增长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甚至有时候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认为美国制度完善，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变了，美国制度没变，但美国国际领导力下降了，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这本书挑战了制度决定论，提出了政治领导决定论，就是国家的强大与否是政府政治领导力强弱的结果，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否是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的：如果国际领导提供道义型领导，全球秩序就稳定；如果它提供强权型领导，这国际秩序就不稳定。现在因为美国领导性质变化了，不是原先那个提供稳定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领导类型，领导变了，所以国际秩序也就跟着变了。
中评社：这本书和您的上一本著作《世界权力的转移》都是以“道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理论来写作的，相比较来说，这本书有哪些新的观点和思想？
阎学通：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世界权力的转移》基础上做了改进。第一，对道德的层次做了划分，包括对个人道德、国家道德和世界道德的区分，不同的层次道德标准不同，责任也不同。比如，作为个人需要对家庭负责，而不是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但对自己家的不负责；一个国家的领导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而不是对别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领导人，如果是联合国秘书长就得为全世界负责，而不能因为他是哪国人，他就只为该国利益服务。所以不同层次的政治单位决定了道德标准不同。我在这本书里做了这个区分，解决了从领导来讲，我们怎么来判断政府领导是一个有道德的领导还是一个没道德的领导。
第二，更加明确地对国家层次的领导和国际体系层次的领导不一致的原因做了解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体系，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一个是无政府的权力体系，不同体系的领导类型不同。在这里，在国际层次领导类型中我还增加了一个昏庸型，使类型划分更细致，同时明确了划分标准类别的原则。更加突出的一点就是，统一了大国领导和体系变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大国的领导才能在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上同时发挥作用，解决了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统一和贯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