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话语体系是不是形成共识。中国的话语体系和西方话语体系存在差异，要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达。这个概念是指智库在传播能力当中的话语体系效果，也是考察智库的一些重大政策话语上下是不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或者讨论焦点。
其次，效果治理过程中，智库宣传要选择适当的传播渠道。我们都会认为政策和媒体之间，或者政策和传播之间，是一个“黑箱子”，要找到 “黑箱子”中间的因果关系。这个过程里面的研究方法有限，大多数是用访谈通过回忆录或者文献的方法，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复盘的，或者是对过去政策的回顾。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找到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这是研究中国治理能力中非常重要的，要做到既要对上有影响力，同时对社会公众有影响力。
再次，智库的形象构建，如何从形象治理角度形成传播效果。形象处理分成几大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人才，每一个领域都有标杆性的人物专家，或者是因为的传播影响力，或者是因为政策影响力，甚至因为批判性的表达，很可能形成在形象构建上的人才体系，另外就是明星产品。
最后，周庆安强调，智库的传播能力体现在效果治理上，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智库一定在这样快速发展过程中对政策层面和对社会传播层面形成更多的议题，形成更多的传播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