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维持繁荣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基本法第5， 6， 105， 106－119条，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私有财产，中央政府不在香港征税；特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不实行外汇管制，实行低税制，促进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服务性行业等的发展。香港自1995年起，连续23年被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从1997年至2016年，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3.2%，财政储备增长98.5%，外汇储备增加3.16倍，失业率在3.3%上下。回归后香港经历过两场金融风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泡沫经济爆破，工业衰退，周边竞争力强，依然有这个成绩，是得力于根基稳固，法治健全，政府廉洁，投资环境好，更重要的是，香港为内地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市场，也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例如CEPA， 自由行，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沪港通，深港通等等，让香港能得到国家经济强劲之利，两制运作灵活之便。因此，从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繁荣稳定而言，“一国两制”为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生活方式不变，人权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基本法第三章保障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通讯、迁徙、信仰、职业、学术、文化活动、婚姻和生育的自由，法律咨询和代理、行政诉讼、社会福利和劳工的权利、及原居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种族歧视条例》、《最低工资条例》，免费教育从九年增加到十二年，妇女事务委员会和扶贫委员会等都是回归以后改善民生、保障人权的措施。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发表的2016年人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榜首，这也是自2008年起一连六年的排名。1997－2016年，香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20年内增加3.8岁，是全球最高寿的地方；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超过两倍。生活方式能够不变，是由于基本法给予的保障，以及法治显彰的成果。
（4）法治健全，司法独立。基本法提供了很好的司法制度，包括法官任免机制，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任何干预。任何人尝试影响法官的判决，会受到妨碍司法公正及藐视法庭的刑事制裁，而经过试用期后，法官只可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经不少于三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调查属实，方可予以免职，因此法官可以履行就职时的宣誓：无惧、无偏、无私、无欺地行使职权。香港有独立和专业的检控和法律人才，熟识法治原则，不但向当事人问责，还以法庭从属员（Officer of the Court）的身份向法院负责。市民在符合相关条件下能获得法律援助、当值律师、免费法律咨询等服务，有助取得司法公正。特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不得与基本法以及基本法保障人权的条文有所抵触，因而在法律上、制度上和措施上，都能保障法治和司法独立。回归后世界经济论坛的环球竞争力报告，一直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评价，都是名列前茅的。基本法第35条给予香港居民秘密法律咨询、选择律师保护合法权益，向法庭寻求司法补救，并就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20年来，司法复核案件大幅增加，显示市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以及有充分争取司法公义的机会。
（5）民主发展，循序渐进。近四任行政长官（1997－2017年）的选举，从一个经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改为由800人组成乃至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六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从1／3增加至1／2。自2012年起，从有些选民只有投一票权而有些有投两票权，改为每名选民都有投两票权，在普选上达至平等。可见按照基本法45条和68条及循序渐进的原则，选举不断增加民主成分。很遗憾的是，受到反对派捆缚式的阻挠，2015年的政改没有成功，否则特区已达到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的。这二十年里，市民对民主制度有充分探索的机会，为日后政制发展累积了不少的经验。
（6）对外事务，发展良好。回归以后，香港按照基本法第150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活动，和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以地区为单位的国际活动；大约200项公约及协议回归后继续在香港实施，并新增了100项左右。119个国家和半官方机构在香港设有领馆或办事处。150个国家给予香港护照持有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香港还承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和2008年奥运会马术比赛等国际活动。这些对外交往，让香港有更好的条件，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计划”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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