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发言人周融 |
田飞龙对于传统上作为经济城市的香港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感到“吃惊”，但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曾见证过以推动重大转型为目的的广场运动，然而真正推动转型还是要靠实质力量博弈和复杂的革命。田飞龙亦谈及香港政改中的“国家安全”因素，他认为，中央依靠行政关系调控两地关系，因此需要特首百分之百可靠；若特首一旦失控，会造成致命影响，因此，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触及司法的表达，是中央的反思。
李环认为，香港的政治形势与其社会土壤有关。她指出，许多从内地移民香港的居民都曾受内地政治事件波及和影响，社会因而亦形成了“恐共”土壤，不利于人心回归。李环还表示，以前内地与香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说明先有“一国”再有“两制”，反映中央在具体执行上的转变，“让香港以前似是而非的认知变得清晰”。
张建将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2003年的“不干涉”，第二阶段是2003-2012年的“不干涉，有所为”，第三阶段是2012年十八大报告之后至白皮书发表，第四个阶段则要看未来。 张建亦提及白皮书中引起港人争议的“全面管治权”说法，他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给香港功能性或者结构性的放权和授权，而非分权或者释权。而权力分配要视乎形势变化，譬如内地财税改革，中央就收回了地方权力，重新分配。”
香港政党一般被划分成建制、泛民两大阵营，但周帆认为，不应以二元结构划分香港的政党，“不同议题之下政党的组合亦会有所不同，只能说针对中央政府和特区的基本议题上，可将政党划分成两个阵营。”周帆还指出，民主比较有利于扩大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也可以减少生活的压抑，所以，虽然民主政体有很多问题，但民众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状态，而香港政改方案若不获通过，风险则难以估计。
何文则针对香港管治困境指出，2012年以前，反对派攻击政府常用的口号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但自2012年来，已很少听到这种说法，然而政府施政依然困难，“反对派的干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建制阵营若能尽快加强团结，对政府的施政应该会有帮助。”何文还认为，香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新政治制度尚未形成，而现行的制度已被厌弃。”
郑一郑表示，香港法治精神根基深固，港人亦很理性务实，当前面临的阵痛期符合香港发展进程，在新“游戏规则”建立过程中，中央与香港均需要时间去适应和磨合。
包达琳则认为，香港历史较特殊，中央可调整对港管理心态，更多地去与香港市民进行互动沟通。
（中评论坛报道组成员：邓冠英、黄博宁、林艳、杨天、廖梓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