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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中评社 李仕奇摄） |
田飞龙指，本来中央想通过“831”决定一劳永逸的幻想落空了，特区政府在与学联的对话当中，承诺2017后可以再优化，意味着政改方案通过后也只能用一届，之后又要陷入政改“五步曲”，可能还会激发新一轮的其他不合作运动。而且民意对于泛民主派的同情和支持可能在未来对香港时局和中港关系的效果未必能够乐观地期待，也就是期望大家凝聚共识、把精力放在发展和融入国家的议题上可能是一厢情愿。
他又指，香港经过“占中”，民主对抗已经弥漫到全社会，更调动了青年学生，港大退联不意味着学运的衰落，却意味着学运的激进化，可能还会裹挟香港的反对派在一些议题上的跟从，从最近发生的反水货客活动就可以看出。
他认为，中央在后“占中”治理香港应该更加强调法治权威，以《基本法》为中心来巩固中港关系中的“一国”基础，而不宜以白皮书这样一个国家主义的解释性文件作为治港的准则，以及依据这个准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之下做很多不相适宜的动作。尽管长期来讲，中港互动需要一种新常态，要摆脱03年立法和12年国民教育的失败经验，但对“占中”的处理也不一定能够为以后治港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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