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理念。“和而不同”是一种反映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而基本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譬如《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中庸》也讲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增添了发展动力。比如，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创造条件。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求同”的决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求同”的基础上，还正视民族的多样性、国家的差异性，体现了“存异”的态度。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文化的平等性的诠释，是实现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必要条件。中国主张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宣导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共同发展，从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解析
包容性发展是人们为了克服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困境和不足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发展理念。但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要从理念到现实，还需要在更宏大的逻辑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战略、机制与组织予以推动。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方面从构建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高度落实包容性发展，使包容性发展概念成为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重要内涵，从而提升了包容性发展的境界与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不仅在国内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还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贯彻落实包容性发展理念提供了制度性和组织性基础，做出了独特的国际贡献。
在包容性发展中务必注意“推己及人”的误区，盲目以为“己所欲可施于人”。之所以要包容，就是因为世界文明文化的多样性，每个民族和种族都有各自的文化宗教生活习俗。你喜欢的未必是别人喜欢的，你欣赏的文化形式（美食、音乐、艺术等等），也不一定是别的民族能接受的。因此应该“己所欲勿施于人”。反之，“己所不欲”可能是他人所欲。欧洲中心论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觉得其是最优秀的，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和平等。应该说，民主、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过，西方在推行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自身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利益，产生了损害其他地区（亚洲、非洲和美洲等）人民利益的结果，打乱了当地人民原有的生活和文化节奏，引起当地人民的抵触和不满。不管你宣扬的价值观有多好，宣传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习惯冲突和当地人民的荣誉感挫伤，都会激起对抗。对抗的程度取决于当地文化宗教的专一度。如何在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避免西方类似的推广过度和主观性，是体现其包容性的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落实，为包容性发展理念落地与发挥相关制度的作用提供了组织性力量。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由中国首先提出，也是由中国积极倡议和推动的。这就使得中国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最重要的国家组织力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组织性动力就会大大增强。
二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形成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国际性组织。这些国际性组织成为推动包容性发展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得以落地的重要国际性组织力量。
三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倡并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启了通过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促进新型国际关系格局形成的新篇章，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国际关系机制。这就使原来仅仅局限于国内空间的政党，开始走向全球空间。由于新型政党关系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形成的，这就使政党也成为推动包容性发展理念落地的组织力量之一。
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人民的组织化形式就是社会。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然有更多的社会性组织力量参与其中。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落地，还将获得来自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力量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配合和支持。
为了让包容性不只是停留在宣传层面上，需要尽可能地开展实践活动。
1.多做实事，拓展实践领域
（1）发展旅游。“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旅游资源丰富，可否依托中西部地区，以作为“丝绸之路”以及“亚欧大陆桥”关键点的宁夏为支点，带动国内中东中亚之行，让他们国家获得旅游收入，促进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例如签证便利等）。
（2）技术合作。银川成功举办了商务部援外技术培训项目“阿拉伯语国家防沙治沙国际培训班”，培训是合作的关键，因为阿拉伯国家缺少技术，年轻人多，需要接受培训。
（3）境外开厂。利用当地的劳动力，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那些地区，把生产出的产品在当地销售。技术培训是关键。
（4）双边贸易。中国已经与21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双边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贸混委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混委会；已经和16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和11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一步开展相互投资、工程承包、资源开发和金融保险。
2.改变对外经营管理模式
原来是以国企为主的一揽子投资模式，缺少与东道国的对等性利益互动；中资企业大多与当地社区隔绝的全封闭式管理，不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改善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看待利润，如果像国内一样，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北非这种节奏慢、人力不勤快的环境下，全封闭式管理是有效的。不过，唯利是图和无法与当地文化互动的模式的确会留下“新殖民主义”的印象。建议以国家政府牵头，把原来一揽子援助北非的资金改为对“走出去”企业的补贴，补贴去北非国家投资或开厂的企业，以便他们让出一些利润，放慢进度，培训和雇用当地年轻人，兼顾效率与当地人的利益。
3.减少文化宣传
因为文化就是习惯，过度宣扬自己的文化，是一种犯忌，是在打扰对方的文化节奏，会让人不舒服，甚至反感。往往会适得其反。在民族交往过程中，部分汉族群众由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缺乏瞭解，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也因为缺乏彼此的相互瞭解，一些人习惯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衡量、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容易产生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歧视。如果处理不当，这些民族偏见和歧视容易诱发产生民族矛盾和纠纷。
4.多一些感同身受的推广
中西部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文化多样化，生活习俗与汉族不尽相同，然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十分相似，中亚和中东北非国家，多民族多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等，价值观不同于汉族的地区。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在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中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要适应当地的慢节奏。发展除了物质生产的硬道理，还要发挥互利共赢的感染力。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认为，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各民族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的进一步提升，民族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民族交往的迅速扩大，在相关准备工作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因为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冲突而产生一些民族纠纷。把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推广出去，争取以融入式而不是强加式去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包容性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发挥了一个国家的吸引力。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6月号，总第2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