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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 |
李浩然：《基本法》是国家和特区的纽带
陈勇刚才讲了个大框架，那我就从法律方面做点细化补充。我觉得现在情况很简单，如果各人都从自己的判断来看问题，有人觉得应该释法，有人觉得不应该，但却忘记了，大家最应该的是回到根本的法律规定去作出判断。既然法律有所规定，按照法律规则办事，那又何来影响法治呢？
我先从追索效力开始说起吧，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用追溯效力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人大常委会没有更改法律，只是对之进行了解释。过去立法会主席行使权限时可能跟法律不同，这是对法律内容理解的问题。事实上，被违反的《基本法》从回归一刻起便一直存在，从立法会主席的行为和《基本法》规定有落差的一刻开始，便已经发生了理解误差。
我同意陈勇刚刚所说的，这次是一个拐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该说的道理还是要说清楚，依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如同上述宣誓行为的规范，有人提出既然过去是这样的做法，今天也应该继续容许。可是，既然昨天是不准确的，难道今天还要延续吗？过去为什么有人对人大常委的释法意见那么大？一方面原因是对主权还有国家的不认同，但其实也包括一些技术问题，就是两个法系对法律解释有不同概念。
我举个例子，普通法看待法律就像是看待一个已剪断脐带的初生婴儿，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看法律的时候主要看条文的文义内容。但如果从大陆法系的角度看，那个小孩长得挺好看的，那你可能还会看那小孩的父母也长得挺帅的，会看看他的基因，这就是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相比较，大陆法系更重视立法原意。
从解释法律的方法论看，两个法系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在普通法里，解释法律的工作是在法庭和司法机关内，但在大陆法系，法院执行审判的权力，但解释的权力不只放在法院内，例如在法国，对宪法的解释是由宪法委员会执行，这个机构并不是法庭，不审判案件，这是两者的区别。大陆法系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会对法律中一些空位和缺位的地方进行填补的天性，相反普通法系重视通过司法机关独有解释权来制衡立法权，这就是所谓的Kumpetenz-kumpetenz概念。
《基本法》是大陆法与普通法的纽带，也是国家与特区的纽带。所以我们无法只看其作为普通法、地区法律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国家法律的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释法应该按照需要而行，这不是多少次的问题，也不存在所谓多少次才是正常状态。
我们回到这一次第104条的解释，我认为人大的解释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在哪呢？首先内容上就如同普通法所强调的common sense（常识） ，是一个大家都明白和理解的角度。就像人们在婚礼上宣誓，总不会一边说我爱你一辈子，另一边就在家暴，这是不合理的。大家对宣誓的理解是有一个共同的common sense，而这次释法也是符合这个common sense的。我们回头看香港本地的案例，2004年夏正民法官的案例还有詹培忠案例，其实判词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对于议员宣誓的行为和规范应该是怎么样。
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释法会冲击法治，但实际上人大常委对香港法律解释权除了在158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清楚以外，同时在香港终审法院的判词，包括刘港榕案里也写的很清楚：人大释法是普遍且不受限制的。香港的法官或者是法院的判词和判决对于这个问题，比部分司法界的人士要想的清楚，二者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想法。
补充一点，法律除了要发挥犯错后惩罚以规管秩序的功能之外，还有教化作用。今天梁游两位议员落得如此下场，很大一部分责任，是之前的立法者没有把法律规则讲清楚，让他们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底线是到底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缺位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除了有法律，也要依法到位地执法。
除了法律问题外，刚刚陈勇也说到一些民生问题。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不管法律还是民生，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本地社会是无法完全由自己去解决的，这必须要有中央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责任去参与。中央具有宪制责任，在责任范围内便应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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