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看，基本法所规定香港的宪制秩序中，全国人大是比香港终审法院更高一级的司法机构。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与基本法有同等法律效力，对法官的判决具有约束性。然而，人大释法只提供一般性法律解释指引，不直接裁判任何具体案件。除了释法提供了明确说法的梁游两人，法官对刘小丽等其他宣誓存在灰色地带的议员，宣誓有效性的裁决，仍然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影响重大、最后有机会打到终审法院的案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有权决定主审法官。即是说一般情况下，负责处理同类案件的区庆祥法官，有很大机会处理刘小丽等其他覆核案件，但也不排除其他人的可能。而法官本身的政治倾向，之于案件的判决，影响仅次于法律条文。
应该说，本次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检验其是否意识到“港独”对本港损害的试金石。司法作为广义上建制的一部份，有义务承担维护宪制的责任，而不宜继续单调地按照“先例”与“权利”思维判决。如果通过人大释法以及社会舆论，本港司法系统能对既往的“人权法理学”及“普通法传统”立场进行合理调整，有利于中央和特区司法界建立互信，走入良性循环，共同推动“一国两制”向前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