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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香港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教育，徐立之很高兴见到中小学生对科研兴趣渐增，有助香港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大公报） |
中评社香港10月6日电／大公报报道，团结香港基金早前一份报告指出，香港多所大学的生物科技基础研究蜚声国际，成功转化落地的研究成果亦与日俱增。港科院院长徐立之表示，香港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刚开始，须在软硬件配套上做足功夫，需与其他工程技术、人文学科并行而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舞台，贡献国家所需。
徐立之于上世纪80年代，首先确定囊状纤维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条染色体上，继而用了七年时间，找到第七条染色体的病变基因，找出致病的根源，开启基因医学之门。他忆述，当年做研究时，有些实验没有合适的仪器，只能人手完成，例如PCR检测，需进行高低温轮换，将微弱的DNA信息排序得出，这是人工将样本在高低温环境下反覆轮换。
港具构建生物科技中心基础
“那时候做一次这样的实验用时很长，做30次就要将一个分子，反覆做2的30次方这么多次，我的一个博士后就是这样做的。”徐立之说，现时病毒检测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换成机器做，“但没有我们这些先驱者，也就没有现在检测病毒的仪器出现。所以生物科技的发展和其他技术是并驱而上的，需要有工程师设计仪器、有人愿意投资仪器，才能促成现时的发展。”
徐立之认为，香港具备构建生物科技中心的基础，但仍有多方配套需要完备，并与世界接轨。他表示，除了硬件上需要精进外，生物科技还需与人文学科保持紧密合作。他以基因编辑为例忆述，三年前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案弄得满城风雨，事实上根据国外做基因编辑研究的经验，科学家、做实验的人会与法律、人文社会学科有密切沟通，讨论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做，是基础科学需要的成分。
政府或大学牵头国际学术交流
他又举例，当年找到致病基因，第一时间就要做基因测试，检查胚胎在母体时会否得病，“但如果有（得病）是否需要堕胎呢？这就不是我们实验原来的目的，研究性别的人，原意也不是希望女婴被堕胎，因此研究这种实验或应用的科学家，要经常与人文学科保持沟通。”
与本地跨学科学者沟通之余，徐立之说，香港学者始终有限，接触的个案亦有限，因此更需要与世界接轨，由学者、大学甚至政府牵头进行国际级大型学术研究讨论，互相分享彼此的经验。“这些讨论虽然没有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