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口大开，滑入犯罪深渊
一心为“钱程”的张海，于2006年通过考试进入重庆市规划局。2009年4月，张海被调整到重庆市规划局渝北区分局，在负责全区建筑项目规划许可审批的规划编制管理科工作，手握建设项目“三书一证”的初审、办理等实权，影响着大量建设项目的有无、进度和结果。
“规划工作政策性、专业性强，因为具有审批权，我们自然成为‘强势部门’，不管是国有平台公司，还是私营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得‘乖乖听话’，任由安排和差遣。”张海回忆，实现了返回中心城区和在“实权”部门工作“双重愿望”，当时的他颇感得意。此后，他对收受红包礼金变得习以为常。
彼时的渝北作为重庆中心城区向北开发开放的“桥头堡”和两江新区开发建设的前沿阵地，规划建设项目多。看到商人老板从自己经手的规划建设项目中赚得盆满钵满，张海不再满足于收点红包礼金，也想收点“坨坨钱”。据张海交代，当某国企领导罗某（已另案处理）告诉他，某地产公司为了一地块项目，愿意出钱进行活动申请调整规划指标，他毫不犹豫就答应帮忙，并利用地块项目所在片区有大规模调整规划作掩护，在提高容积率、移除公共设施等调整规划方面为该公司提供帮助，事后收受现金20万元。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20万元，让张海沾上了权钱交易的“瘾”。此后，他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规划初审、规划调整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贿赂。
张海不止“坐等收”，还主动“出去找”，利用自己作为规划项目管理者、掌握规划项目信息的优势，想着法子、变着花样将规划项目信息做成“无本生意”，将手中权力及时“变现”。一方面，对简单的项目以他人名义承接、自己做，既当承接业务的“运动员”，又当审批审核的“裁判员”；另一方面，对复杂、周期长的项目，“介绍”给别人做并为其站台、帮助其顺利过审，从中收取“好处费”。
2014年，张海以某建筑工程咨询公司名义承接某单位建筑设计概念性方案编制业务，获取业务费9.7万元；2016年至2019年，张海通过打招呼等方式，为叶某负责的公司进入渝北区乡村规划项目公司候选库、承接规划项目提供帮助，4次收受“好处费”共计23万元……几年间，张海通过自己“做业务”获利10万余元，给别人“介绍业务”拿到“好处费”150余万元。
张海不是不知道收“坨坨钱”是违法犯罪，但价值观极度扭曲的他，胆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赃款越收越多，逐渐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不知悔改，致使错上加错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张海感受到了高压态势带来的压力和畏惧，整天提心吊胆，唯恐事情败露，自己成为“典型案例”的一分子。
“我知道规划自然资源局是重要部门、业务科室的科长是关键岗位，时刻处在监督的聚光灯下，自己多干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张海交代道，后来他主动申请去区属国企工作，想以这种方式与给自己送钱的商人老板断了来往，以此逃避组织监督。
张海还错误地认为，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如果还在岗位上，被查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在岗位了，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违纪违法事实也会被慢慢“抹掉”，只要尽早提前“换道”，就可以隐藏自己在规划部门的违纪违法行为，实现“平安着陆”。
但贪欲之门一旦打开，就如决堤的洪水，再遏制就难了。2021年2月，张海调任重庆临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到新岗位工作不久，习惯了捞钱的张海，就迅速把此前想与商人老板断了来往的想法抛之脑后，在负责的文旅项目上动起了歪脑筋，靠企吃企。他先是利用分管公司项目招投标的职务便利，帮助其表哥周某联系的公司承接自己所在公司实施的某酒店装修设计项目，周某得到“介绍费”10万元，送给张海6万元。尝到甜头后，张海又依葫芦画瓢，主动联系以前的“熟人”黄某等人，为其提供项目信息、帮助其承接公司项目，从中收取“好处费”、高档白酒和购物卡。
留置期间，张海声泪俱下地向办案人员忏悔：“我以为不在关键岗位，组织就会放松对我的监督，那些违纪违法行为也会慢慢被‘遗忘’，事实证明，任何违纪违法事实，只要发生了就永远抹不掉。”
“换道”不是违纪违法者逃避惩处的“隔离墙”，无论行为多隐蔽、手段多“高明”，都只有一种结果：伸手必被捉。
心存侥幸，终是“黄粱一梦”
“收到第一笔‘坨坨钱’20万元后，我不敢拿出去用，一直放在家里感觉也不安全，就假意约表哥周某一起看车。交易当天，我借口有工作安排，把现金给表哥，让他先把车买了再过户给我。事后，我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办理过户，这样我就不用解释收入来源了。”张海交代，此后收到的现金他陆续交给同学赖某、表哥周某等人代管，为了更“保险”，还将相关资金转移至以赖某、周某名义开设的股票账户，实际由张海操作。
收钱只收现金、只收几个信得过的老板，收到的钱交给他人保管、存入以他人名义开设的股票账户炒股，张海认为资金不在自己名下就无据可查，“交易圈”控制得很小就不会被发现。他沉浸在自己建立的“防火墙”可靠、“隔离带”管用的美梦之中，甚至在交往密切人员接连被查处时，仍然侥幸地认为自己能“过关”，一次次错过了主动向组织坦白、减轻自己罪责的机会。
2022年，与张海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罗某被渝北区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那段时间里，我感到十分惶恐，整天精神恍惚，整晚整晚失眠，一个多月瘦了20斤。”张海回忆说，面对领导问自己怎么瘦了，只好用减肥来搪塞；面对同事说自己脸色不好，只有用手术还没完全恢复来应付。此后几个月，组织没有找张海谈话，他以为自己“过关了”。
2022年8月，罗某的同事余某告诉张海，自己“有事”，已经向区纪委监委主动交代了。此时，张海依旧心存侥幸。他仅仅感叹余某的勇气，却没想着自己应该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
2022年9月，渝北对区属国企进行改革，张海的工作岗位由国企副总经理调整到项目指挥部任副指挥长。他错误地认为，这应该就是组织的最终处理，并没有把岗位调整看作是组织的提醒警示，再次错过了向组织坦白的机会。
“侥幸心理、自欺欺人，让我一次次幻想自己能‘过关’，一次次错过了向组织坦白的机会，最终害了自己。”当反腐利剑刺破他的幻想时，张海为自己编织的美梦也随之破碎，留下的是泪水交织的悔恨和对组织、对家人的无尽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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