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假借“炒房获利”实为受贿情形
受贿人向请托人房地产开发商提出购买其开发建设的房产，但双方未签订购房合同，受贿人未支付定金或购房款。开发商为感谢受贿人，“帮助”受贿人以高价向他人出售，继而将获取的差价，即所谓的“炒房获利”送予受贿人。这种不承担任何投资经营风险，只享受收益的行为，不是正常的投资经营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的受贿犯罪。
案例：国家工作人员刘某系某区规划局局长，曾为某房地产公司调整楼盘规划设计提供帮助。后刘某口头向该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丁提出购买其一套房产，但未签订购房合同，也未支付定金或购房款。之后一年半时间内，丁多次提醒刘某付款，刘某均以过段时间就支付为借口拖延。丁觉察出刘某并不想真正出钱购房，于是向刘某建议，称该房产已经涨价，可以出售给他人，将增值部分作为“炒房获利”归刘某所有，刘某同意。后该房地产公司将该套房产出售给他人，售价比刘某口头预订时高出150万元。丁将150万元送给刘某。法院判决认定刘某收受150万元行为构成受贿罪。
分析：从交易过程看，该套房产一直登记在房地产公司名下，并没有被出售给受贿人，且后期仍作为“一手房”出售给他人，购房合同双方系房地产公司和真实购房人，购房人将购房款汇入的是房地产公司账户，全部购房款包含利润均应当归属于房地产公司。行贿人利用房价上涨行情，将延期销售后公司多赚取的利润让渡给受贿人，本质上属于为感谢帮助而输送利益。
五、收受“房号”转卖获利情形
受贿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通过该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房号”并进行转卖取得实际利益的，构成受贿犯罪。虽然获取的“房号”属于商业机会，本身不能认定为受贿数额，但行受贿双方对通过转卖“房号”能取得实际利益是有概括性认知的。
案例：国家工作人员赵某系某区房产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某房地产开发商戊在备案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换取戊所送的楼盘“房号”，再以转卖“房号”的方式获利50万元。法院判决认定赵某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赵某转卖获利的50万元。
分析：“房号”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价格，但是能够为购房人带来购买优质商品房、限价房的机会，所以在购房人眼里就产生了交换价值。开发商通过违规操作，将个别房源内定，不经过公证处“摇号”，直接将“房号”送予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再将该“房号”转卖获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是转卖获利数额。获取的“房号”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机会，一是开发商提供“房号”后，国家工作人员无需实际经营管理即可赚取差价、获取收益；二是转卖“房号”在短期内获利的可能性极大，即使未卖出，也可以自用或者放弃，均不存在财产损失风险，因此“房号”属于可期待可确定的利益，行受贿双方对此主观明知，贿送的是“房号”对应的财产性利益。案例中，戊为感谢赵某帮助，将“房号”送予赵某，实质是向其输送“房号”背后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戊是行贿人，赵某将“房号”卖出的价格为受贿数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