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就业造成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十三五”期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提高了3.9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上升了2.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要明显低于就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虽然中国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总体上来说，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短板。中国劳动力仍是以中等教育程度者为主体。特别是数量近3亿的农民工，初高中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超过了70%，整体素质依然偏低。技术工人更是人力资源市场中的瓶颈。特别是在制造业一线，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更为突出，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长期保持在2倍以上。延续多年的“招工难”、“用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招技工难”、“技工荒”。即便一些企业开出高薪也招不到人，企业急需的一些高技能人才依然“一人难求”。
第五，青年就业难问题将长期存在。从世界各国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都要高于总体失业率，不少国家要高出一倍甚至数倍。今年7月份，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即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一度逼近20%，达到19.9%，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4%的约3.7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看，青年失业率较高的问题有可能长期存在。
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建议
文章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毫无疑问，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协调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才能顺利实现就业质量的提高。稳就业就必须稳住市场主体，要继续鼓励创新创业活动，完善营商环境，为更多市场主体涌现创造条件。只有市场主体持续增加，才能为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二，不断丰富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的内容和实施路径。大力推进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体系，将就业纳入宏观政策目标体系首要位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都应围绕就业这个优先目标来进行。在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时，应科学评估各项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并将就业工作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筑完善的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性和互补性，简化优化就业政策的执行成本。大力发展就业友好型经济，扶持就业友好型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重视对技术替代岗位的评估和测算，努力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重视环境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相互协调，努力实现环境改善与就业扩大的双重目标。建立和完善失业预警机制，加强对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就业监测，重视对产业行业风险的分析与预判。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解决信息不充分、不对称造成的岗位与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这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制度性基础。不断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将政策重心放到帮助就业弱势群体上。以解决大学生就业为突破口，多种途径为大学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转变就业观念，树立劳动光荣理念，纠正“躺平”“啃老”错误观念，尽快降低青年失业率水平。
第三，高度重视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加快教育培训体制改革步伐，减少“学无所用”“专业不对口”现象。劳动力市场中虽然也缺普工，但更缺技术工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仍未摆脱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的束缚，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高校专业设置更多与市场需求对接，培养出市场真正需要的、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强化企业培训的主体责任，特别是针对当前出现的“去技能化”倾向，注重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
第四，多措并举努力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高质量的就业，能够给劳动者带来体面和尊严，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建立合理的、与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水平相适应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高度重视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全体劳动者权益保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明确区分劳动关系的性质，根据实际情况厘清平台公司和灵活就业人员雇佣双方的责权利，这是保障灵活就业从业人员的前提和基础。纠正大数据和算法应用过程中的非人性化设置，适当提高劳动者的分成比例，努力实现灵活就业劳动者的体面就业。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和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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