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会议“线下变线上”、文件“红头变白头”以及“数字形式主义”等“新变种”得到遏制。
在浙江，宁波市纪委监委采取无记名方式，直面基层干部、群众、企业征集情况，打通各类隐形变异问题的反馈渠道；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治理，已下架或关停235个政务新媒体，解散3234个工作群，取缔57个网络投票。
此外，对部分党员干部摆架子、耍特权，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各地各部门坚持露头就打、严肃问责。2021年1月，“大连卢书记”话题引发关注，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立即跟进，经调查核实，相关责任人受到应有惩处，群众拍手称快。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是近年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山东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庄斌分析，以山东此前开展的村（社区）“牌子多”问题集中整治为例，通过一线察访了解到牌子数量多、种类多、形式多、虚名多等具体问题后，深挖顽疾成因，发现症结在于一些上级部门热衷于“痕迹管理”，督导检查脱离实际，评比考核过于注重形式。
此后，山东省对症下药推进整改，6.5万个村（社区）共清理各类机构、制度牌子190余万块。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程中，问责利器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2年8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7.3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1.0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3万人。
“既动真碰硬抓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形成有力震慑，又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担当作为，同时加强教育引导和警示教育，促使党员干部践行党的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