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2016年首次申请公屋，丈夫任职机场工人，薪金约一万元，两夫妇收入合共约2．3万元，超出当时入息限额约3000元，不符合申请资格。她为达到申请公屋资格，同时为照顾年幼女儿，故辞去全职工作转做兼职，月入由万多元锐减至2000多元。岂料，翌年再次申请公屋，又因丈夫当年发了花红，多了500元而被拒，“我已经减少开工，人工减到2000几（元），都不可以，真是要逼人不返工？”
2019年，她再次申请公屋，但当计算入息时，却发现家庭入息又超出上限100多元，自此她便心灰意冷不再申请。但近期得知所居住的寮屋将于2025年拆卸，担心日后清拆时安排上楼亦以此入息限额作指标，他们将上楼无期，随时沦落街头，“我们根本没有底（积蓄），收入又不足够买楼，但申请公屋又未能通过收入限额，试问像我这种双职家庭，如何解决住屋需要？”
入息限额缺乏弹性
变相鼓励躺平领综援
“有街坊反映因为怕超过入息限额，要向老板申请放无薪假，即是自扣人工。”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该会亦曾接获基层市民反映相关问题，直指该限额规定已不合时宜。她指现时市民申请公屋，主要是因为楼价及租金太贵，惟相关入息限额订定甚为离地，“如果家庭三个人都工作，一定超过限额，但同时他们使费也更多。”她又指如此规定似鼓励市民躺平，令社会资源被滥用，“如果申请人申请综援，就合资格申请公屋，租金都会由政府支付。”她希望特区政府重新审视有关限额规定，厘订合理标准，再配合增建公屋，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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