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能源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而言，核心是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中国化石能源储备的基本特征是“富煤、缺油、少气”，目前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煤炭在全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虽然已经从2013年的67%左右下降到2021年的56%以下，但仍远高于27%这一全球均值。大量的煤炭消费同时也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在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能源需求的前提下，逐渐减少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费量，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从近期来看，需要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规避大量新建项目造成的碳锁定和未来投资触礁风险，同时重点削减散煤等非电用煤，使煤炭消费更多集中在电厂等效率和治污水平更高的设备中，达到减污降碳的目的。
对于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而言，既需要以货运为重点，推动运输方式的转变，也需要全面推动交通工具能源载体的变革。在运输方式方面，中国的货运以公路为主，公路货运量占比高达70%以上，单位货运量的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均远高于铁路和水运。通过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运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将有效减少交通运输过程中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交通工具能源载体方面，大力发展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不仅能减少交通工具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有助于推动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同时助推中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超过300万辆，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全球新能源车车型销量前10名中，中国品牌占据6席，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领域。
三、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是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关键着力点
文章强调，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力重点在源头，路径设计要系统，手段方法要综合。这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中不断创新和突破，并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强调。
一是强化源头防控，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和消费模式。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推进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
二是突出空间协同，更好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要在充分考虑碳排放气候影响均质性和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基础上，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结构调整。通过加强空间协同调控，在落实全国降碳任务的同时，有效提升区域减排效益和环境改善效果。
三是加强技术优化，增强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调性。统筹水、气、土、固废等环境要素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加强协同技术研发应用，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共性技术示范、制造、系统集成和产业化。
四是注重政策创新，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优势，加强减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统筹融合。推动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相关排放标准。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研究探索统筹排污许可和碳排放管理，充分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化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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