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无论航运还是贸易，香港在中国的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条件对香港支柱产业的塑造，也随着特殊政治条件的改变而弱化了。香港对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有越来越单一化的趋势，金融服务业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独秀。
第三，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美国精英层很明显已经形成共识，即未来唯一可能动摇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只有中国。
我2019年11月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以“极限相持”为标题描述中美之间已经展现的状态。所谓极限相持，简单而言，就如同两个长跑选手，在靠近终点且难分胜负的时候，缠斗是最激烈的：因为双方都有机会，所以都会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限，极尽所能压制对方。
在这个胜负尚不明朗的“极限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争斗欲望最强，也是最容易出现冲撞等意外的阶段。只有当双方分出高下、拉开距离，这种“极限相持”的强度才会下降。而西方领导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终结者很可能是中国，参与“极限相持”阶段缠斗的将不仅仅是美国，美西方联手遏制中国复兴的态势也很明显。
第四，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了。香港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变了，高度有利于航运与转口贸易的国际环境也变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强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香港。而在香港的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弱化、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与内地没有太大直接关联的情况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更加凸显。
第五，香港工业化的条件改变了。以2002年摩托罗拉关闭香港工厂为标志，香港失去了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最后机遇。空心化使香港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产业无以为继。
就目前的人力资源水平与人工成本看，香港再工业化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通过融入大湾区来实现改善。
第六，美英打压香港的心态更加强烈。由于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势力对香港已经难以置喙，“揽炒”的心态应该会更加强烈；而对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强建设以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就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