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政治判断和扩展的思维方式对于公共政治思考的意义,即个人的判断和看法不是自以为是的想法，它们必须以取得可能的公众共识为目的。“判断的力量在于一种它与别人的潜在的共识。在判断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思想过程与纯粹理性的思想过程，即我与自我的对话，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我独自决定的时候，判断也是一种我与其他人的预期的交流，而且我知道，我必须最终和这些人形成某种共识。
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共识，判断才有其特殊的有效性。对“爱台湾”问题的讨论，由于置入了政治斗争的元素，台湾民众对此的认识，自然就会激发出一种特殊的内心感觉，这种感觉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很难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信心。当台湾社会所有的舆论观点大多认为“亲中就是不爱台湾”、就是“卖台”时，一般民众和统派支持者就很难辨清方向，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码是自我怀疑境地。
二、恐吓：导致自我怀疑
民进党当局自诩“民主、自由、多元、包容”，事实上却无法忍受统派力量在岛内的存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岛内的各种民调机构总会出来做一些有关国族认同感、统独支持率之类的民意调查，从而炒作“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统一在台缺乏“民意”的伪名题。一方面切割两岸联结，推动“台独认同”社会化，降低岛内统一民意，瓦解“一中”意识；另一方面，利用所谓的民调结果，把中国人认同者从岛内人群中剥离出来，诱导民粹舆论指责那些认同中国人的民众是“台奸”，并以台湾民意为由，合理化其“一边一国、抗中拒统”的政治迫害行为。
更可怕的是，杀鸡儆猴。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统派，消灭异己。自2019年以来，民进党执政当局不断修改“国安五法”和“政党法”，以“莫须有”的“间谍案”，打击特定党派、统派人士、赴台游客、学生。用台当局“内政部”负责人徐国勇的话说，就是为铲除“一国两制”支持者及政党量身定制的。最近，又针对在台大陆企业为出台“经济间谍法”造势，对在台陆资企业“先射箭再画靶”，进行大规模搜索、约谈。据台湾媒体报道，“光是3月，至少10家陆企约百人遭到搜索与约谈，有些是以‘拂晓突击’方式大动作进入办公室进行搜索，并扣押硬盘计算机与工程师。①”
铺天盖地的声势，从而使得统派人士与支持者精神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面对着社会舆论、当局“法规”和“台独”势力的指责与打击，其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台湾一般民众心目中，“法律是公正的，程序是民主的，打击也是‘合法’的”，因此，统派人士或支持者若是反抗或是争辩反驳，岂不是等于说“法律”错了，民主错了？大有反对民主，与“法律”对抗的可怕嫌疑！由此，纵然有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的统派人士或支持者，面对粗暴、武断、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公权力，且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1450网军，即使胸有成竹，以为可以舌战群儒，澄清问题，说服对方，但事到临头，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不但不能还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说，这种“文革”式的约谈、批判虽很难让统派人士或支持者心服口服，但它足以让人强烈地感到，你的观点是被众人唾弃的，你的行为别人都反对。也许统派人士或支持者感到很冤枉、很沮丧，但同时也会让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