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断言类言语行为
道义立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主要通过断言句来表达，断言句可以通过使用条件引导小句或是引经据典来阐述道理以提供断言句的基础，给断言句缓和的余地。两份白皮书对美国行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都偏向消极，包含对美国在贸易纠纷中行为的批评和警告。同时，断言句都以直接断言句居多。中国政府以隐形的贸易行业、国家、国际规约为评判美国贸易行为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和霸权主义行为发出消极断言，这与荀子的“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思想相一致，反映出中国政府的言语行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1）通过断言言语行为对美国增加关税的行为进行消极评判，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立场结盟趋异。例（2）通过断言言语行为指出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危害，以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消极身份定位结合美国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的消极评判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例（3）通过消极断言语言行为指出美国在贸易纠纷中行为会造成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减少的严重后果，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立场评判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
在涉及不同团体利益的话语方面，交际主体通常会把对目前困境的抱怨责难转移到对方身上，呈现消极负面的他者形象和积极正面的自我身份（van Dijk，1988）。在中美贸易纠纷持续的背景下，通过大量使用“中国”之类的社交指示语，白皮书建构了中国为保护民族利益而被动卷入贸易纠纷、遵守道义规约的国家贸易身份和情境身份，也建构了美国不停加征关税、主动激发矛盾、违背国际道义规约的消极贸易关系身份和纠纷情境身份。道义立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全部都是消极断言，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贸易白皮书文本从中国的身份站位出发，认为美国在贸易纠纷中的行为是违背国内、国际多层道义规约的元语用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断言言语行为指出美国挑起贸易战幷导致贸易纠纷不断加剧的行为的消极评判建构美国与中国政府的结盟趋异行为，与中美互利共赢友好关系的结盟趋异。
3.2.2 指令类言语行为
指令类言语行为本质是要求交际对象去完成某件事，言语行为的动词可以直接反映交际者的意图和元语用意识。中美两国同为世界大国，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强于中国，但中国在中方白皮书的书写过程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在特定语境中特定角色所赋予的话语权属于临时建构的话语权（樊小玲，2013）。指令类言语行为中命令和禁止言语行为的发出方一般相对听话人拥有绝对权威性，其次是要求言语行为，显示出说话人对听话方的较大权威性，然后是建议言语行为体现出交际双方的相对平等的权势关系，最后是请求言语行为，具有刻意拉低自身话语权以提高交际对方的语用意识（方霁，1999、2000）。在贸易纠纷情境下，中方政府通过指令类言语行为实现消停贸易战的语用意图。
例（4）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
例（5）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例（6）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希望通过对话而不是关税措施解决问题。
例（4）是中国国务院对下级部门发出放开市场的命令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道义评判建构中国的结盟趋同。例（5）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出的禁止言语行为，包含美国在纠纷情境中加征关税、牺牲中国利益的语用预设，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例（6）通过希望言语行为，从中国的立场定位指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问题，以中国的积极情境身份定位和积极道义评判建构中国的立场结盟趋同。
指令类言语行为的类型的选择因素包括：交际双方的话语权关系、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事件的紧急程度、指令发出方的情绪和情感状态（樊小玲，2013）。虽然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在国防、科技、金融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幷长期在国际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中国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依旧落后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指令类言语行为应该使用建议、请求言语行为才符合中国的身份地位。但是，在两份贸易立场文本，中国对美国的指令类言语行为都出现了命令、禁止、要求言语行为，如例（4）、（5）。这既是中国话语的语用惯习，也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在民众心中一贯的权威地位以鼓舞气势，以及为稳定贸易纠纷所导致两国乃至全球金融不稳定、经济增速下降等消极事态而权衡利弊的抉择结果。此外，中美之间的消极谈判结果导致中国政府、民众、企业家都处于消极情感状态，而“敌对情感状态通常会采用语力级别高的指令类言语行为”（樊小玲，2013）。
中方的道义立场认为维持友好互利共赢关系是遵循道义规约的行为，而设置贸易壁垒、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是违背道义规约的行为，以此为出发点，中方政府将自身高情态的指令言语行为合理化、道义化，但从语言形式看，容易造成压迫感，不礼貌程度较高。
3.2.3承诺类言语行为
承诺类言语行为顾名思义属于给予行为，就是给交际对方一个行为，承诺类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为了一定的交际意图而表达对自己将来行为的不同程度承诺，表达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动词主要有：承诺、许诺、允诺、拒绝、担保、威胁、发誓等（何自然、冉永平，2010）。承诺类言语行为中包含对听话者有益和有害的两种，其中允诺、许诺、发誓、担保的行为是对听话者有利行为的承诺，威胁、警告、拒绝行为是对听话者不利行为的承诺类言语行为（Searle，1969）。承诺类言语行为主要是交际者出于对自己和对方将来行为计划做出承诺的行为（Searle，1979）。两份贸易立场文本中承诺类言语行为主要是中美两国基于各自对国际社会道义规约，在贸易关系谈判中对自我行为走向进行承诺的行为，以期达到威胁或规劝目的。
从承诺行为的主体看，两份立场白皮书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政府发出的；从言语行为的内容看，中国政府的承诺类言语行为都是积极正面的，反映了中国政府建构积极中国道义立场的语用意识和意图。但言语行为的语用意图祇有完全被说话者理解幷接受，言语行为才是成功的（樊小玲，2013）。
例（7）中国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针对故意侵权积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着提高违法成本。
中国依法严格保护外商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对于各种形式的侵权事件和案件将认真查处、严肃处理。
例（8）中国在磋商中讲信用重承诺，幷多次强调，如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对所作的承诺一定会认真、切实履行。
例（9）美国还威胁要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两国间的经贸摩擦快速升级。
例（7）是中国对国内外允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立场评判共建中国的结盟趋同行为。例（8）是中国对自己能信守诺言的承诺类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道义立场评判建构中国的立场结盟趋同。例（9）是美国发出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承诺类言语行为，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立场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
身份具有语境敏感性和易变性特征，随着中美贸易纠纷愈趋紧张，两份经贸纠纷白皮书的承诺类言语行为建构中国“道义国家”和美国“非道义国家”的二元对立身份关系。以中国的积极承诺建构结盟趋同和美国的消极承诺建构结盟趋异，反映出中国政府塑造中方遵循道义价值、遵循双方约定的积极身份的语用意识，以及塑造美国违背道义规约、违背中美约定的消极身份的语用意识。
四、讨论
语言不是中立的，语言背后总是充斥着交际者的语用意图（Bakhtin，1981），立场建构恰好能反映语言基于交互主观性的意义协商（Wang，2019）。由于文本所共建的立场结盟祇会部分达成结盟趋同，幷由此引申出不同的立场结盟类型（Agha，2007），而交际者的立场结盟的类型可以反映交际者建构立场的心理认知架构（Agha，2011）。立场结盟的意义与Goffman（1959）提出的互动交际中自我呈现概念密切相关，立场结盟的建构，通常需要考虑交际对象及他者的观感。祇有准确识别交际主体的语用意图才能进而判定交际主体的结盟趋同或结盟趋异行为。同时，话语的最初刺激是说话人的意图（沈家煊，1988），语言使用是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行为（Searle，1969）。中方贸易话语的初衷是消除贸易分歧，恢复正常的经贸关系，因此要识别贸易话语中显性趋异结盟而实为隐性趋同结盟的部分。
通常情况下，从西方学界的语用机制看，一般认为交际主体一方基于交互主观性对另一方的对立立场行为进行消极评价就形成了结盟趋异（Wang，2019），对另一方立场的积极评判就形成了结盟趋同。从语义上看，道义立场的言语行为包含一些经典文字，在体现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文化的异质因素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读者感到不解。从句式看，道义立场的言语行为，有一部分主句之外还附带条件小句和原因阐释等，降低言语行为的施为性，体现中国政府希望和平化解矛盾的语用意识。道义失范会导致体系变迁，如周朝灭亡（王日华，2009），白皮书文本道义立场的主位视角能否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接受是道义立场建构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应考虑到两国的立场定位不同、文化历史不同、话语权地位不同等诸多因素，降低主、客位解读的差异。
此外，立场建构本身就反映了立场所预设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Du Bois，2007）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信念、类别（Haddington，2004）。中国在道义立场，以主位视角和文化价值对美国违背多层道义规约的行为发出批评、指责以及禁止、威胁等不礼貌言语行为，分别违背了美国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但在中方政府看来其本质是为了建构、维持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亲密关系的主体通常能默认幷允许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在友好伙伴关系或亲密关系中交际主体相对容易幷接受来自对方的否定、批评等消极言语行为，但祇有当交际主体双方都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确实足够亲密的时候才能接纳来自对方的批判（Svennevig，1999）。显然，在中美贸易纠纷持续的现阶段，美国幷没有将中国视为亲密伙伴，中方隐性立场结盟话语难以被认同和接受。实现语用目的的关键在于让美国理解幷认同中国的道义取向，引导美方正确解读中方政府强势话语的“惯习”（Bourdieu，1977）。
五、结论
语言是一个与世界相对照的符号系统，用于“刻画”世界，传递真实世界的相关信息，提供有关真伪的命题内容（Austin，1962）。本文通过梳理学界对立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立场及国家道义立场之元语用分析框架，从定位、评判和结盟三个维度探讨贸易纠纷话语的道义立场建构，发现中国道义立场建构的身份视点和评判的道义规约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质。因此，如何让美国或其他受众能正确解读贸易纠纷话语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元语用意识是建构国家立场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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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自然. 冉永平.2010. 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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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霁. 2000.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下）[J].语文研究(01):49-56.
（5）方霁. 1999.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上）[J].语文研究 (04):14-18.
（6）王日华. 2009. 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J].国际观察(01):54-60.
（7）许家金. 2019.《语料库与话语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Z],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4/content_5324957.htm#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Z],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02/content_5396858.htm.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