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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晚间，“火眼实验室”在香港马鞍山体育馆重新架设。（来源：深圳卫视） |
对香港特区政府错失防疫“黄金时机”的指责，代表了对其抗疫失误的一种批评意见。我认为这种批评在客观事实和疫情风险面前是有道理的。香港抗疫模式在过去两年有过不同的探索和经验，港府对内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学习、借鉴和参照，在前四轮疫情爆发与防控中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并一度接近与内地“通关”的标准。但如今功亏一篑，非常遗憾。从“一国两制”授权与自治的角度来看，抗疫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的事务，由特区政府负首要和主要责任，只有在特区无法处理的条件下才可寻求中央援助。寻求中央援助的具体时机、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统筹决定。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中央对支援香港持一贯的开放立场，如同中央对内地其他地方的抗疫援助一样。事实上，在前四轮抗疫中，中央已因应香港需求实际提供及协调地方支援过香港有关物资、人员及指导抗疫方案。
第五次疫情爆发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香港在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内地“动态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其二，Omicron变异毒株传染力更强，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风险更大，但社会层面呈现抗疫疲劳症，防疫部门官员也存在执法漏洞，二者叠加造成了实际的疫情失控；
其三，在疫情已经呈现失控条件下，特区政府只是一般性收紧防疫要求，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全员检测、隔离与实质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摇摆和侥幸心理，这是需要批评和督促的，否则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资和人力齐备，在执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风险。
与内地实现通关是香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可以保证香港融入国家大局不掉队，可以持续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激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结构性缓解香港民生之困。
如果固执于跟西方通关，固然满足于放松抗疫的“病毒共存”逻辑及执行负担，满足了包括公务员及精英人士在内与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连接，却辜负了香港广大基层民众以及国家战略上的正当期待，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下决心与内地通关，香港防疫只是“艰苦”一时，否则香港的民生和战略发展利益都会付出长期代价。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
我讲的民生正确，是指香港多数人口没有能力依赖和西方通关而过活且改善生活，但与内地通关却可以大面积覆盖到这些人口的日常经济、生计以及在内地就业和发展的机遇，包括内地消费人群来港的经济红利。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正确，指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长期利益，不与内地通关将导致香港错失融入发展的战略利益，并累及香港众多社会阶层的发展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