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策传导效率评价
宏观政策的最终调控效果不仅受到力度的影响，还受到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报告对2021年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进行了评价。
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整体有所改善，但仍有提升空间。2021年以来，宏观政策效率指数持续回升，三季度末已经恢复至48.6，可见疫情之后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正在不断改善。但是，与疫情之前2019年51.0的水平相比，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仍然偏低，表明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货币政策方面，政策传导效率有所改进，表现为流向房地产等领域的新增信贷显着减少，流向工业和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新增信贷显着增加。2021年三季度末，流向房地产的新增贷款占比降至18.1%，比2016年至2019年的均值下降了20个百分点之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新增贷款占比则升至40%，比2016年至2019年的均值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不过，企业投资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与贷款增速相比仍然相对较低，因此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有待改善。
财政政策方面，政策传导效率有所提高，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有所改善。截至三季度末，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7.2%，比2020年末高出1.5个百分点。但是，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前三季度，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只有0.8%，比2020年疫情期间低0.1个百分点，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也扩大到3.2个百分点，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不理想主要是由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所致。长期存在的供给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结构性因素使得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不小障碍。疫情冲击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进一步削弱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动机。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地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五、政策空间评价
中央高度重视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多次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如果政策空间不足，很难保持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因此，报告对政策空间进行前瞻性评估。
货币政策空间仍较为充裕。2021年央行先后两次全面降准，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8.4%，比2020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处于11.5%的水平，未来仍然具有一定降准空间。2021年央行的各项政策利率基本保持不变，7天OMO逆回购利率维持在2.2%，1年MLF中标利率维持在2.95%，政策利率水平仍高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降息空间较为充裕。虽然美联储可能在2022年进入加息周期，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将维持在低位，这使得中国央行降息的可操作空间较大。
财政政策空间略有增加。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三季度末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比2020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也显示，二季度末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比2020年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可见，当前中国财政政策空间略有增加。不过，中国需要为未来预留一定的宝贵财政政策空间，因为老龄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都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
六、预期管理评价
预期管理指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仅局限于货币政策，中国特色预期管理广泛应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之中，包括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管理、中央通过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实施的年度预期管理、中央通过定期制定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与远景目标所实施的长期预期管理。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将短期预期管理、年度预期管理与长期预期管理相结合，能够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
短期预期管理方面，2021年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继续改善，但仍有进步空间。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进一步提升，表现为经济信息透明度与操作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经济信息透明度方面，央行继续加强对经济形势与重要经济问题的分析，引导公众形成对经济运行的理性预期。操作信息透明度方面，央行构建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并形成了多元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方式，更好地释放了货币政策信号。不过，关于降准等一些非常态化的重要操作，前瞻性指引还有所不足。
年度预期管理方面，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较好地发挥了预期引导作用。从现实情况看，GDP增速、CPI涨幅、城镇调查失业率等关键指标均处于设定目标范围内。
长期预期管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未来5年和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了前瞻性指引。比如，未来5和15年的经济增长路径要按照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规划，由此更好地引导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期。
七、政策协调性评价
从理论上看，2021年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组合，从而更好地完成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任务。实际操作过程中，各政策之间进行了较好地协调，但仍有进一步改善空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协调，从而更加充分地熨平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减轻经济下行压力。这也有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提升宏观审慎政策的防风险效果，从而有利于宏观政策更好地实现经济与金融双稳定目标。
中国需要加强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者的协调，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从而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扩大总需求，以应对需求收缩的压力。结构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应对供给冲击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增长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增强公众信心，以应对预期转弱的压力。秉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调控思路，促使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才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压力。
八、2022年宏观政策的总体思路
2021年，在多项宏观政策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而且，2021年宏观政策操作在多个方面显着改善，包括优化了就业目标、提高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改进了财政资金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提升了货币政策操作的经济信息透明度与操作信息透明度等。
2022年，面对三重压力，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基础上，创新与完善宏观调控，以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一是可增设核心CPI目标值和潜在增速缺口等重要指标，进一步提高宏观政策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二是适当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以熨平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尤其要加快财政政策的执行进度，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支出进度要求。三是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年度预期管理和长期预期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短期预期管理，特别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四是从“三策合一”视角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有机统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七大政策组合。宏观政策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陈彦斌 陈小亮 刘哲希（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编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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