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对于新兴市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主要会带来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两方面的影响。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大规模资本流入新兴市场，造成这些国家利率下降、汇率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经济过热。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债收益率上升，会对新兴市场带来巨大的资本流动冲击，引发资本回流美国，给新兴市场的股市和债市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本币贬值带来的通胀预期攀升可能导致新兴国家央行被迫加息，延缓经济复苏。
第一，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一方面，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一些新兴国家大规模举债，外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由于美元走强，以及资本外流会导致新兴市场外债偿付压力加大，特别是杠杆率高的国家容易暴露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高估值股市面临下行压力。由于疫情期间全球范围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菲律宾、巴西、韩国等国家的股市出现较大涨幅，但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美债收益率上升引发资本外流，新兴国家的股市的上升势头将会受到一定打击。
第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美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因此，新兴国家央行为抗击通货膨胀，往往被迫加息，这会对在疫情期间本就经济疲软的新兴国家产生负面作用。
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复苏、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相比美国更快，所以预计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
第一，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从宏观传导机制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大幅度提高，所以中美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度联动态势，美债利率与中国股市收益率也持续出现长期正向关系。但是，全球经济在疫情期间呈现错位复苏态势，中美两国经济复苏不同步，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因此宏观传导渠道作用发挥有限。
第二，对外汇市场的影响。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美元指数低位反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趋势将显着缓和。同时，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较快，且海外复苏有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发展，将对人民币起到一定支撑作用。因此，人民币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贬值压力，更多的将会呈现双向波动趋势。
第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外资在中国境内的存量巨大，2021年以来，中国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月均规模较大，而且资本流动以短期资本为主。随着新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中美利差收窄，外资可能以更快速度流出，从而对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一定波动作用。
第四，对大宗商品的影响。在美元指数上行、Taper启动的持续影响下，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面临下行压力。同时，国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内市场往往具有联动性，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中国需要加大对贵金属、有色金属等商品关注力度，保供稳价，打击投机行为。
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影响的政策建议
文章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给全球各国带来显着的溢出效应，为防范其给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带来的可能风险，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自主的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国际资本流动稳定。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中国应当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实行，同时根据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金融发展情况，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有效把握货币政策力度和节奏，从而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二，构建有序的外汇储备结构，推动外汇资产保值升值。由于美联储已经启动Taper，进而进入新一轮加息进程，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重新回到强势地位，所以中国可以考虑提高美元资产的配置比例，积极调整外汇的储备结构。同时，考虑到Taper会导致未来美国中长期债券供给上升，导致价格下跌，因此可以适当减持中长期美国国债，并增持短期美国国债，提高外汇储备管理能力，推动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第三，提高开放的政策沟通能力，加强世界各国协调合作。在全球经济日益开放的新时代，各国实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所以各经济大国之间加强政策沟通就显得非常必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货币政策出现分化态势，中国有必要开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共同稳定恢复。
第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防范金融体系系统风险。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值得重视。中国有必要针对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资产价格过度波动风险等方面，利用大数据、金融科技等手段，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与监控模型，构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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