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目的不同，研究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润与工资作比较。前面说过，利润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的资产虽为企业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于企业主个人消费。恰恰相反，企业资产越多，创造税收与就业越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主资产也是社会资产，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利润算作企业主收入。
请思考一个问题，将利润算作企业主收入，除了夸大收入差距还有何实际意义？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能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在中国目前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不应夸大收入差距去误导人们对民营企业家的不满。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作过一项研究，他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收入，同时也来自比较的参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居民收入和二战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据他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战后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民众的幸福感却反而不如战前。此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一方面要调节收入差距，但也不能夸大收入差距，否则就会对社会产生消极后果。
如何调节收入差距
文章认为，我们不能夸大收入差距，当然也不能无视当前存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必须重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何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当然是能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调节机制。
追求公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作过这样的讨论：把一群人送到一个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分配制度，他们会选择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罗尔斯推测，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他作这样的推测显然不是主观臆断，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收入分配就是均等分配。
对人类为何倾向于均等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可增进社会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穷人手里一元钱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里的效用大。给富人增加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减少一元钱也无伤大雅；可对穷人来说，增加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减少一块钱则可能危及生存。于是他得出结论：将富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可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上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观点广受好评，并一度影响过西方国家的分配政策。可后来由于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患上了“福利国家病”，庇古便遭到了众多的质疑。有学者批评说，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绝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经济发展就会停滞，最后富人都会变成穷人。
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含义是，在既定分配状态下，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便无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最优状态。反之，若不减少任何人的福利却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则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指出，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能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现实中收入调整不能仅局限于“帕累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抽肥补瘦”。问题是在何条件下才可“抽肥补瘦”呢？为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即补贴穷人要以穷人收入增加能弥补富人收入减少为前提。比如让富人拿100元补贴给穷人，若穷人能够增加100元，这样的调整可取；若穷人只增加了90元，对社会来说则是得不偿失。
问题是怎样让补贴有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方案，即：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举例解释：假定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率为50%，若某人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公式计算可得补贴5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为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可见，用这种办法补贴可鼓励人们勤奋劳动创造收入。
三点简短的结论
文章提出，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结论一：市场经济的分配与交换是同一过程，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给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定价。按照供求决定价格原理，只要生产要素稀缺度存在差异，收入分配就会出现差距，当前中国存在收入差距的原因即在于此。
结论二：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且企业利润并不是企业家的个人收入，因此我们不能用企业利润与工资之比反映收入差距。换句话说，测算基尼系数应以人们“消费支出”为基础，否则会夸大收入差距，误导视听。
结论三：政府调节收入差距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当前应重点推进“帕累托改进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具体包括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技术含量；同时要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鼓励人们自愿捐助慈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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